孟子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的几项创举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前289年，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受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为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被后世称为“亚圣”。
孟子曾历游齐、宋、薛、邹、鲁、腾、梁（魏）等国，一度成为齐宣王的客卿，很受礼遇。
当时各国正在革新，富国强兵，“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司马迁《史记-孟轲列传》
孟子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把仁学与民生密切结合，高扬民本主义，确立了士人的独立性格，首倡心性之学。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
孔子在集夏商周三代文化大成的基础上，创建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体系，确立了中华民族人本主义的精神方向。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战国时期即已著名于世。孟子之学重心性修养，内在生命深厚，被充分理解需要一个过程，故其学初不甚显耀而后续力强大，越来越为社会所看重，其文化地位与日俱增。
宋至元，孟子上升为亚圣，人们并称孔孟，《孟子》则由子书上升为经，列为四书之一，学者所必读。以后，不仅孟子在儒学史上具有了不同于诸子的祟高地位，而且他的思想和精神渗透和扩展到一般士人和民众之中，对社会一直发挥着积极影响。
孟子一生最服膺孔子，谓“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孔子乃“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他的愿望就是“学孔子”。《孟子》一书常引《论语》，或依孔子的学说而立论。孟子是孔子后学中最能领会和继承孔子思想精髓的学者。孔子的学说以仁学为核心，强调仁者爱人；孟子之学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仁义并举，进一步发扬了仁学的精神。
孟子效法孔子，以天命之承担者自居，故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道德修养上孔子强调自省自责，而孟子更是反复强调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认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这就形成了儒家严以律己的修身态度。孔子是教育大师，孟子继承孔子的事业，在参政受阻之后，致力于民间教育事业，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之大乐，并总结出教育的五种方式：“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才)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他的教育思想是生动活泼的。以上种种，都足以说明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传人，在思想上与孔子一脉相承。
孟子之所以成为亚圣，与孔子并列为早期儒家的主要代表者，不仅在于他能继承孔子的思想，更在于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许多新观念，有独特的精神风貌，补充了孔子的思想，提高了儒学的水准，给后来儒学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是一面鲜艳的思想旗帜。
孟子是中国最早提出“性善论”的思想家，首倡心性之学
孟子思想的体系，导源于性善论。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无此四者就不是人。
这四种善性人皆有之，扩而充之即是善人，“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又把四端称为“良知良能”。孟子发现了人性的道德本心，他所倡导的性善说成为中国人性论史上的主流，其特点是强调人类要自我完善，而不必借助外在的力量。
宋明理学家所反复阐扬的天理人心，归根到底就是孟子所说的道德良知。陆王心学更是直接得力于孟子。陆九渊认为自己的思想因读《孟子》而自得于心，“先立乎其大者”这句话成了陆学简易功夫的特征。王阳明则运用孟子的良知说，建立起自己的“致良知”的心学理论。
孟子进一步探讨人性的终极来源和人心如何回归天道，他提出了着名的命题：“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知性→知天，这是人性回归天道的过程。人通过扩充善良的本心，彻悟自己的本性，从而体悟那作为存在与价值总源泉的天道，这样便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孟子最早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建立了系统的民本思想
孟子提出了一个超越同时代人的口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口号一经提出，便使社会震动，响彻了两千多年，成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这个“民贵君轻”的说法，在先秦诸子之中是极为罕见的，它肯定民众是国家的主体，对于君权至上的制度具有很大的冲击力。按照孟子这一思想来设立政治体制，至少能发展出开明君主立宪制。这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在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中，没有哪一位比孟子更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地位。
孔子讲过：“民无信不立”的话。孟子则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提出“得天下有道，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就是民为邦本的思想。
孟子相信天命，但他把天命化为民意，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用民本思想重新解释了传统的天命论，大大提高了民众的地位。他引《太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的感受和意志，体现了上天的精神，“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君王只要能使百姓满意，就等于服从了天命。孟子用民众的意志代表天命，从而限制君王的意志，“君权天授”变成了“君权民授”。
这些观点，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在理论上也更具系统性。
首先，孟子对于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有一种系统性的认识，而不是片言只语式的自然流露。孟子从性善论和儒家文化的基本教义出发，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这就是民本、仁政与王道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所谓的民本思想，是源于孟子对于儒家教义的阐释。也就是说，儒家教义才是真正的“本”——在孟子看来，无论是治民还是治政，儒家教义都是一以贯之的根本。
其次，孟子的民本思想源于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一种认识。在孟子时代，魏齐争霸，秦国方兴。这些诸侯国为了各自的私利，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以国君为代表的贵族与广大平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那时，商鞅、申不害等竭力鼓吹君权专制主义理论，大兴尊君之说，社会风气逐渐趋向于贵君而贱民，孟子对此坚决反对。
第三，孟子所论之贵贱，其实是从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阐述的，并不是对“民”与“君”进行绝对意义上的比较，只是从民众、社稷和国君三者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上加以权衡的。
作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良儒，孟子对于人民的态度更像是代表着超然于贵族与平民对立之外的“第三方”的声音。显然，他的民本思想注定只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这是因为中国的士阶层缺乏存在于社会的独立性，他们只能依附于权贵而生存。作为一代大儒，孟子敢于发表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而更多的“士”阶层组成者，他们在强权暴政面前只能沦为没有灵魂，也不敢拥有灵魂的墙头草了。他们纵然有善良的爱民之心，终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