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记录和表现儒释道三教融汇的石窟艺术群是重庆大足石刻

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简称“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公元9世纪末～13世纪中叶间中国晚唐景福元年至南宋淳佑十二年最为壮丽辉煌的一页。大足石刻始建于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兴盛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余绪延至明、清，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

“五山”摩崖造像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以集释佛教、道道教、儒儒家“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异于前期石窟。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间中国石窟艺术风格及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具有前期各代石窟不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

（图：大足石刻《石篆山——孔子及十哲龛》，拍摄者：钟桂林）

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自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后，分别于公元5世纪和7世纪前后（魏晋至盛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两次造像高峰，但至公元8世纪中叶（唐天宝之后）走向衰落。于此续绝之际，位于长江流域的大足县境内摩崖造像异军突起，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建成了以“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从而把中国石窟艺术史向后延续了400余年。

此后，中国石窟艺术停滞，其他地方未再新开凿一座大型石窟，大足石刻也就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建设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中国石窟艺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石窟艺术都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及内涵。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石窟艺术魏晋时期，公元4-5世纪受印度犍陀罗和笈多式艺术的影响较为明显，造像多呈现出“胡貌梵相”的特点。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期石窟艺术隋唐时期，公元6～9世纪表现出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作为晚期石窟艺术（晚唐至南宋时期，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代表作的大足石刻在吸收、融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于题材选择、艺术形式、造型技巧、审美情趣诸方面都较之前代有所突破，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的典范，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

大足石刻“三教”造像俱全，有别于前期石窟。以南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公元11至13世纪中叶的道教造像，是中国这一时期雕刻最精美、神系最完备的道教造像群。石篆山摩崖造像中以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为主尊的”儒家”造像，在石窟艺术中可谓凤毛麟角。以石篆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合一造像，以及以石门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中亦极为罕见。就保存状况而言，大足石刻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保存最完好之一。

“五山”摩崖造像保存完好。全部龛窟与造像，除历史上对少数雕像肢体残损部分有过补塑外，未遭受大的人为和自然灾害的破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日常维修保护中，严格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以确凿文献、碑刻题记为依据，采用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其设计、材料、工艺、布局等方面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在对”五山”造像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注重其周围环境的保护，基本上没有改变其环境关系。因此，从总体上看，”五山”摩崖造像基本上保持了历史的规模、原状和风貌。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化石”

在大足石刻群中，人们不难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在北山，石刻造像以佛教人物为主，而和北山相距不远的南山，则是道教的石刻造像。各教的造像有的独踞一山，而有的又共居一窟。为什么呢？这还要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体发展的历史。

孔子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开创者，被尊为“至圣先师”。他所主张的忠孝伦理，汉代以后逐渐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治国安邦之道。道家学说是由差不多与孔子同时期的另一位哲人老子所创，其哲学思想自成一系，讲究清静无为、大道无痕。而佛教则讲究“吃得今生苦，修得来世福”，系由印度经两汉之际的西域地区东渐而来。

显然，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观念不同，甚至是相冲突的。看大足宝顶山的一幅《六道轮回图》，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这幅图充分揭示了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宣扬人在三界六道中转世轮回：眼前的猪狗牛羊，前生有可能是自己的生身父母；而现在的父母，则后世也许是自己的子孙。

可以预见，这样的思想在进入中国后，一定受到过儒家和道教的强烈攻击。比方说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僧徒拜不拜父母（皇帝）大辩论，以及官方为统一意识形态而发起的“灭佛运动”。

从另一面看，佛教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它在与儒家和道教展开激烈争论之同时，也逐渐“入乡随俗”本土化，或可以称为“援儒入佛”。

就是在此背景下，佛教承认了儒家的忠孝思想，并把儒家的忠孝观念融汇到佛经教义之中。因此，由孔子撰写的《孝经》，便刻在了大足北山佛祖造像的一侧。佛教主张出家人必须削发，而《孝经》却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能够在一座山头平安共处，正是佛教同儒家文化妥协的结果。

有趣的是，大足的佛教不仅和儒家思想“联姻”，也与道教结成了“亲家”。比如说在大足石门山上，释迦牟尼佛和玉皇大帝的石龛只隔了一道墙，两人相邻而处，共保一方平安。

在妙高山，释迦牟尼、太上老君（老子李耳的神化形象）与孔夫子干脆就住进了一个石窟。石篆山东段的石窟区，也有连在一起的三窟造像，分别供奉着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最高神灵。这个窟内的孔子雕像左右肃立十哲弟子，仿佛是佛教造像中的十大菩萨。因而不妨说，无论对于哪一方，思想上的借鉴都是相互的，这分明是“儒家宗教化”在造像艺术中的体现。

大足石刻也就成为了唯一记录和表现中国三教融汇时期文化特点的石窟艺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