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首次“唐甄思想讨论会”1986年在四川达县举办
1986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广西民族学院等八个单位，首次在达县（今四川省达州市达县）召开了“唐甄思想讨论会”，60余位专家、学者，提交了30余篇有关唐甄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
唐甄（1630-1704），清初思想家，被后人称为“清初的鲁迅”。
其初名大陶，字铸万，别号圃亭，四川省达县蒲家乡旭坡村唐家祠人。他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唐甄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叔祖父抗清殉难，父亲也由此遭到诛连。
清顺治十四年（1658年），他考中举人，其后在山西省长子县(今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任知县十个月。
他在任职期间，“首先蚕务、导民树桑，以身卒之，日省于乡，三旬而树桑80万木，民且利益焉”。
他体察民情，理狱“尖如神”，深得民众拥戴。由于他与上司政见不合，经常顶撞，遂遭打击而被革除了职务。之后，辗转于山西、河北、河南、安徽等地，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他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经济上的每况愈下，便把仅有的微薄田产变卖经商。经过他的惨淡经营，还是尽亡其资。不得已，便去充当商品买卖的中间人——“牙”。在为牙时，又遭到“客无至者，产失而行废”的厄运。
直到晚年流离江南时，已经陷于“无所得食”的窘境，过着靠卖文讲学来维持其穷困潦倒的生活。著作主要有《潜书》。
他的思想闪光点包括：
在政治上具有平等思想，提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
愤慨于当时“王公之家”和农民生活的悬殊，“人之生不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
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说一代十数世除二三贤君外，“其余非暴即闇（读音“暗”），非闇即辞，非辟则儒”，“懦君蕃乱，辟君生乱，闇君召乱，暴君激乱”。
经济上他主张“富民”，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反对“虐取”于民，强调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
在学术上他继承王守仁学派的观点，但在许多方面已突破王学的局限性。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离才言性，离功言性。认为才与功为性的内容，“人有性，性有才”，“岂有心性无功者哉？”。
主张“心性”修养应表现为“事功”，“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
他的著作《潜书》共97篇，原名《衡书》，是作者“权衡天下”，品评世事的论著。其自述此书积30年而成，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同为表述明末清初民主思想之作。
唐甄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思想，就是“富民”思想。唐甄的富民思想很有系统性，既有富民的主张，又有富民的方案。
首先，唐甄提出立国之道，惟在富民的主张。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这就把“富民”认定为基本国策。从此出发，唐甄又提出以能否富民作为衡量官吏优劣、政治得失的标准的主张。他说：“天下之官皆养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养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而并注之于匹夫匹妇也，欲不治得乎！诚能以是为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这是说天下的官吏乃至皇帝都应以富民为己任而勤于政事，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老百姓就会富起来。
唐甄还特别强调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吏的责任。他说：“司徒之职，重农功，籍土田，审肥硗，时赢绌，稽蓄散，慎出纳。制为成法，授之有司，毋敢废越。”而其工作的好坏，就要看是否“使民有余藏，国有余用，虽天灾流行，年谷不登，而民不困”。也就是看老百姓是不是富起来了。
从是否能够富民这一衡量官吏优劣的标准出发，唐甄又进一步批评了官吏“虽无不肖攘民之事，而视民若忘，等于茅草”的现象。其理由是，“攘民之害小，忘民之害大。攘民者不多人，忘民者遍天下，是举天下之民委弃之也。疾不救者日深，至于四海困穷，民无以为生。有天下者其危矣哉！”这是说，官吏如果不努力勤政富民，即使没有扰民害民的劣迹，也不是好官。因为不努力勤政富民，就会使大多数老百姓不得温饱以至冻饿而死，这比扰害个别老百姓的危害要大得多。这是很有见地的。他还认为，只有使老百姓富裕起来，天下才能安定太平，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说，“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
除富民主张外，唐甄还提出一些致富方案。例如提出致富要大力发展粮、棉、桑、麻、林、渔、果、畜等各业经营，以达到“勤农丰谷，土田不荒芜”， “桑肥棉茂，蔴苧勃郁”，“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的富裕境地。他还很重视商业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把“居货不欺，商贾如归”列为富民善政。此外，他还提出修治道路、桥梁、庐舍等。
唐甄不但有富民的主张和方案，还亲自做富民的工作。最突出的是他当知县时率民植桑一事。山西长子县是个很穷的地方，老百姓终年劳作而不得温饱。唐甄看准蚕桑之利能帮助老百姓致富，便决定大量植桑。但不少老百姓认为当地不宜植桑而不愿种植。对此，唐甄没有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而是向百姓们宣传植桑致富的道理，并说服了打算发布条令即靠行政手段推行植桑的下属。同时，他还请已经靠蚕桑致富的璩里（地名）之民到各地介绍经验，指导种植。结果，“不行一檄，不挞一人”，三十天种了八十万株桑树。这实在是唐甄勤政富民的一个了不起的杰作。
当然，唐甄的富民思想也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尽管如此，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