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一次巫盅宫廷大案是汉武帝元光年间的“巫盅之变”

传说，巫是能用祭祀或者咒语驱使鬼神降祸于他人的女法师。而蛊（读音“古”）则是一种神秘的毒虫，看不见，摸不着，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据说蛊一旦进入人体，百药无效，受蛊之人往往痛苦而死。

蛊的流传源远流长，早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蛊字和蛊事的记载。

“蛊”是传说中的一种由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本草纲目》集解引陈藏器曰： 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所谓 巫蛊 ，指用巫术毒害别人，它通常与“祝诅”联系在一起。其方法是将欲害之人的名字刻在木偶人的身上，埋在地下，由巫师对其进行诅咒。

在汉代，下至平民百姓，上至高官贵族，乃至宫中的后妃、宫女，都相信这种作法会给被诅咒的人带来灾难甚至死亡。

战国晚期及汉代，由于民族的迁移与混合，巫术之风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战国后期著名的邹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术。儒家一向以理性见称，但汉儒则多信巫术。可见其时巫风浸润之广。

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其情敌卫子夫。武帝觉知后将她废黜，女巫楚服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隐》：“《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但其案影响尚较小。

自从陈皇后在宫中采用巫蛊邀宠被发现以后，巫蛊害人被视同犯罪，尽管施蛊的巫觋遭到残酷的镇压，但并没有能杜绝巫蛊在皇宫中流行。

由于汉武帝本人一生都迷信神仙术，招神用巫，天下特别是京城长安和后宫中迷信祠巫之风尤其猛烈，因而不可能完全消除巫蛊。

为了避免巫蛊的蔓延，汉武帝下令以后禁止采用巫蛊的任何方式，但这种风气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因而愈演愈烈，根本就禁止不住。

而起于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十一月的巫蛊之祸，则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及刘屈氂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

实际上，巫蛊不能真正害人，但在中国古代宫廷中却多次出现“巫蛊之祸”。

唐朝武则天借“巫蛊”而夺权。

清朝乾隆皇帝精通武略，但也迷信巫蛊。他曾在朝堂上，闭目反复吟诵喇嘛咒，想咒死远在万里之外的起义的教会首领。教会首领是否被咒死，不得而知，但“巫蛊”对中国古代宫廷政治根深蒂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历代封建王朝打击蛊的流传，隋唐以后，巫蛊流行的中心逐步从中原地区转到到少数民族地区，明清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巫蛊在南方流行不衰，盛行在苗族、瑶族、壮族、布依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社区里。《乾州厅志-卷七》记载：“苗妇能蛊虫杀人，名曰放草鬼。”认为蛊妇“必密设一坛，以小坛灌注水，养细虾数枚，或执暗床下土中，或置远山僻经石下。”

虽然文献上记载的内容未必完全可信，事实上蛊成为湘西苗族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蛊在民间传说、民族戏剧、散文小说中均有蛊的身影，比如沈从文的《湘西-凤凰》，写了大量的关于苗族的蛊故事。直到今天，蛊依然流行于湘西苗族地区，广大苗族群众依然相信蛊的存在。

湘西苗族认为，有些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这种本事可以天生的，也可以是后天学来的。蛊就是这种超自然力量的一个类别，一个女人如果产生一个害人的念头，害人的结果就会发生，这个功能苗语叫“欺”（蛊之意），这个念头苗语叫做“降欺”（放蛊之意），这个女人苗语叫“帕欺”（蛊婆之意）。湘西苗族认为，蛊是意念产生的和自然产生的，蛊会自然地积蓄在蛊婆身上，积蓄满了就要放出来害人，否则就要伤自己的身体，伤人是不得已的，不过为了加强蛊的功力，蛊婆也可以通过养毒蛊或意志修炼以提高蛊的功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湘西苗族对蛊的认识，根据蛊是否真实存在为标准把它分类三类：

第一类，真实存在的蛊，即有养蛊的活动，有放蛊的行为，有害人的事实，比如毒蛊。李时珍《本草纲目-虫部四》集解引陈藏器曰:“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叙述了各种不同种类的蛊毒，第一种是人工蓄养的毒虫，如蛊毒候、蛊吐血候、蛊下血候、氐羌毒、猫鬼以及野道候，并把这类蛊毒引发的病列为蛊毒病。这类蛊是真实存在的，它属于毒蛊，这类蛊可以害人，可以防身，可以买卖，这种蛊实质上是毒药。显然，湘西苗族现在流行的不属于这一类蛊。

第二类，存在放蛊之仪式，但是没有真蛊的存在，也不存在害人的事实。比如想害一个人，就做一个木偶做替身，用针扎这个木偶，并念咒语，让这个人生病或死亡。在电视剧中，经常描述这样的蛊术。这种蛊术，有放蛊的仪式与活动，有害人的目的，但是没有害人之实，没有真蛊的存在。自称掌握这类蛊术的人一般是江湖骗子，他们用蛊为幌子，并以一些所谓的放蛊活动与放蛊仪式为掩盖，骗取他人钱财，这类蛊术，实质上是骗人钱财。显然，湘西苗族现在流行的也不属于这一类蛊。

第三类，冤枉出来的蛊婆，造谣出来的蛊术，误诊出来的“蛊病”。即所谓的蛊婆不存在放蛊仪式，不存在养蛊行为，不存在放蛊害人之实，所谓的“蛊病”是误诊出来的。湘西苗族的蛊术实际上属于第三类，湘西苗族的蛊婆根本没有养毒蛊，也没有人看见其放蛊，更没有放蛊的仪式。但是不明真相的苗族群众听信谣传和随意猜想，认为蛊婆暗中养毒虫毒蛊，做木偶刺杀，咒诅好人、致人生病。比如“蛊婆”单独在井上边洗衣服，由于没有人亲眼看见她在做什么，于是就猜想为养蛊活动。蛊婆如果摸摸某小孩的脑袋，就认定其放蛊于某人；蛊婆如果习惯把手放在衣袖里，则认为那只手正在施法；蛊婆熬夜或有眼疾而导致的眼睛发红，则认为其蛊已经蓄满，需要放出来害人。

蛊产生于愚昧和无知，苗族聚居区内盛行的所谓蛊术，从根本上说，是苗族地区科学技术落后和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不高所决定的，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医院将可以救治所有的“蛊病”，蛊术将不攻自破。然而，长期以来在同样落后的情况下，巫蛊在苗族地区最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