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发放国内公债是清末甲午战争前夕
公债是国家以信用方式吸收巨额款项的一种形式。在国内发行的是内债，在国外借款是外债，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公债最早出现于中世纪后期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在我国，外债比内债出现的早一些，单就内债言，最早在清末甲午战争前夕，当时，“海防吃紧，需饷浩繁”，为了给行将爆发的战争筹借费用，清政府以息借商款的形式发行了我国第一次国内公债。此次公债没有明确数额，实发1102万两，月息7厘。
四年后，即l898年戊戌维新期间，清政府又发行了第二次公债，是为“昭信股票”。发行额定为一亿两，实发仅一千数百万两。这次公债发行，清政府虽信誓旦旦，名日“自强”，期以“众志成城，转弱为强”，但无法隐蹒发行公债偿付对日赔款的真实目的，改变“日本偿款数巨期迫”，而“洋债仍无成说”的窘迫局面。清政府最后一次发行公债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发行额为3000万元，实发额为l160万元。这期公债基本上由清朝皇室以内帑现金购买，外问销售不及1/10。款未筹齐，清王朝已被推翻。此债款，被继之而起的北洋军阀政府接下继续发行。
在清政府公债发行中，弊端丛生。地方官吏“威赫刑驱，多方逼抑，甚至贫富颠倒，索贿开除，又向出借绅民需索无名之费”。“力仅足买十票，则以百勒之。商民惧为所害，惟有贿嘱以求免求减、以致买票之人，所费数倍于股票，即未买之人，所费亦等于买票”。甚至“银已交官，并无票据”。
不少人为了逃避公债，不得不“尽投洋教”以求庇护。由于积弊过多，昭信股票不得不在远未足额的情况下“著即停止”。
另外，清政府还时常使公债变为变相的捐输，对于那些交了钱，又因不理解而不敢领券票的官员和绅商士民，一律“毋庸给票，准其作为报效”。这说明，清政府时期的公债与现代意义的公债还有明显的差别，带有浓厚的封建勒索的因素，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在帝国主义分子仍把持中国海关，拒不支持民国政府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新兴政权，向封建势力斗争，于2月发行了军需公债，并明确指出：此公债“充临时军需及保卫治安之用”，这次公债发行的主要对象是华侨。原定发行1亿元，但因临时政府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实发737万余元。
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在其统治的15年中共发行了27次公债。发行总定额为81762.9万余元，实发61206万余元。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发行公债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所有公债用途均非用于经济建设，而是以“整理金融，补助国库”为名，筹借镇压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军费，甚至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筹集资金。由于公债折扣大，利息高，政府滥借，银行也乐于滥放，高利贷、金融资本随之膨胀，工业资本受到压抑，阻碍了民族工业的正常发展。
第二，公债发行打有深深的半殖民地烙印。北洋政府内国公债局章程明确规定：“本局派董事16人，华洋参用”。16人中，洋人不得少于7人，几乎占半数。同时还规定，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为“公债局协理”、“经理专员”，执掌实权。“一切关于公债项出纳事务，除经理签字外，仍均由安格联副署”才能有效。加之公债“偿本付息之款，均交指定之外国银行存储”。这样，北洋政府就把公债动用权和保管权完全交给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外国银行，使之成为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把持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命脉，充分暴露了北洋政府的买办性质。
在北洋军阀统治后期，中国南方出现了与之对峙的广东革命政权。1926年广东政府开始北伐，1927年国民中央政府迁到武汉。这期间，广东武汉国民政府共发行了4次公债。发行定额共4900万元，实发3648万余元。这几次公债的用途有三：一是“集合巨款，兴办实业，开国家永久之财源”。二是为“大军北伐”筹措军费。三是“整理湖北财政，及救济商民因军阀借债款所受之财政困难”。这批公债发行，对发展广东经济、推动北伐和稳定湖北的金融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1927年4月到1949年9月，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共发行公债68次之多。实际发行总额国币189.8291余亿元、美金4.2194亿元、关金9900余万元、英镑2320万英镑，以及粮食4千多万石。
国民党政府发行公债的目的，一是为了打内战，剿杀工农红军，“补充军需不足”。
二是为了扩大四大家族的经济势力，搜刮人民资财。几张公债券不知使多少人倾家荡产。国民党政府发行公债次数之多、信用之低是空前绝后的。由于滥发公债，无法偿还本息，国民党不得不两次宣布债信破产，甚至不惜制造恶性通货膨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在30年中发行的公债以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的兑换率实行一次性“偿清”，对人民进行赤裸裸的掠夺。
由于公债名目繁多，又毫无债信可言，最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采用美金、英镑、关金、粮食为公债计值单位，国民党政府发行公债与北洋政府公债一样，利息高，又可自由买卖、抵押，造就了一批公债投机商，靠公债投机发财。同时，公债的利率抬高了整个市场的利率，使产业资本蒙受打击，大批工厂倒闭破产。金融资本的畸形繁荣和产业资本的偏枯是国民党滥发公债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国统区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