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清代状元最多的县是安徽休宁县
从隋唐到清代的科举时代里，全国考试成绩最好者所谓“殿试第一人”的称号。这“殿试”是科举制度中最高一级的考试，在皇宫内大殿上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产生的第一名便被授予“状元”称号（只有宋代例外。二、二名也称状元）。因此，“状元”确实是凤毛麟角般珍罕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偏于神州一隅的山区小县来说，能出一个状元，几乎可称为奇迹。
中国出清代状元最多的县是安徽休宁县（今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
清代徽州状元人数高达17人，其中尤以休宁县为最多，占13人，成为全中国状元人数最多的县。
不过有人提出“寄籍”者是否能算入此县状元的问题。
休宁清代状元中的名单如下：
戴有祺，康熙三十年（1691年）状元，瑶溪人，寄籍金山卫，任职翰林院修撰；
汪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状元，县城西门人，寄籍常熟，任职翰林院修撰；
汪应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状元，梅林人，寄籍常熟，先任职翰林院修撰，后任职赞善；
金德瑛，乾隆元年（1736年）状元，瓯山人，寄籍仁和，任职都察院左都御史；
毕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状元，闵口人，寄籍镇洋，任职湖广总督；
黄轩，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状元，古林人，任职四川川东道按察史；
吴锡龄，乾隆四十年（1775年）状元，大斐人，任职翰林院修撰；
戴衢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状元，隆阜人，寄籍江西，任职体仁阁大学士；
汪如洋，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状元，县城西门人，寄籍秀水，任职翰林院修撰；
王以衔，乾隆六十年（1795年）状元，洽阳人，寄籍归安，任职礼部侍郎；
吴信中，嘉庆十三年（1808年）状元，长丰人，寄籍吴县，任职翰林院修撰；
戴兰芬，道光二年（1822年）状元，休宁人，寄籍天长，任职翰林院修撰；
汪呜相，道光十三年（1833年）状元，休宁人，寄籍彭泽，任职翰林院修撰。
所谓“寄籍”，是指长期离开本籍，居住外地，属于外地的籍贯。由于休宁县所在的古徽州，明、清时期徽商兴盛，“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小小年纪便背进离乡踏上商路是大多数徽州男人的人生道路，这种独具特色的徽商现象形成了休宁县状元问题上的寄籍现象，在13名状元中，寄籍者竟达11人之多。加上《清史稿》等典籍中关于这些休宁状元的记载也大多只记寄籍而无原籍，因此造成讹误。但无论他们寄籍何处，寄籍时间多长，他们仍然是休宁人，算作休宁籍状元，这个社会统计学常识也被普遍认可。
这是一份颇为耐人寻味的状元名单，我们发现它至少有这么几个有趣之处：
其一，从1691年到1833年的142年的时间里，小小休宁县就出了13个全国第一名的状元，平均每10年多时间就出一个；
其二，在清代112科112名状元中，休宁籍状元13名，占全国的12%；
其三，休宁县的状元大多终身在掌修国史的翰林院里从事修撰工作而未飞黄腾达，13名状元中就有7人长期为此史官；
其四，13名状元中，只有２人家在县城，其余均为山村，尤其是两位并非寄籍的状元，就是从偏僻山村走出来的，更给人诸多遐想。
状元县里掌故多。在休宁籍民间文学作家汪修煦的新著《状元与宰相》一书钩沉的史料中，不乏这些状元的趣事轶闻；在徽州民间传说中，也不乏这些状元的掌故故事，兹撷几则，以飨读者：
寄籍江西的休宁状元戴衢亨是以“奇才”著称于状元风景线上的奇观，奇就奇在他应试举人时，就以第一名成绩获得解元；又在会试中夺得第一名，荣获会员；最后在殿试中还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喜摘状元挂冠，被人们誉为“徽州史上唯一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
和坤现在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休宁状元王以衔的状元美事差点被和坤搅黄的掌故却鲜为人知。事情的起因是由于王以衔和他的哥哥王以吾同年参加会试，而主持会试的正是和坤一直想击败的政敌窦光鼐。发榜后，王以吾列第一，王以衔列第二。和坤据此大做文章，以兄弟二人答卷中均有相同的“王道本乎人情”一句，诬指窦光鼐与王氏兄弟试前有染，肯定是收了贿赂泄露了试题。乾隆皇帝偏信了和坤而降了窦光鼐的官职，停了王以吾的殿试。但等到殿试结束，乾隆皇帝调阅前10名试卷审阅时，发现第一名仍为王以衔，和坤的阴谋便不攻自破，王以衔终于化险为夷喜摘桂冠。只是他的哥哥王以吾成了牺牲品。
黄轩和吴锡龄是休宁状元中唯一两位本籍状元，他们的故事虽然有些凄惨灰暗，但更能给人以震憾。黄轩家在古林山村，身为农家穷孩子，却自幼喜好读书，为了集中精力，不受干扰地苦读，他居然想出一个绝法：每天早早用梯子爬上家中堆放柴草的阁楼，然后让家人将梯子抽走，到晚上才让家人送来梯子让他下来，大有破釜沉舟之气概。
而家在大斐山村的吴锡龄则比黄轩更为凄惨，因为他的父母早早双亡，沦为孤儿的吴锡龄全靠村中族人的帮助才得以生存。他喜欢读书，但他连吃饭、穿衣都要人家施舍大救济，哪来钱款供他买书、上学呢？好在村中私塾先生怜孤惜才，常利用教余时间免费给他启蒙；好在村中族人善良纯朴，让自己的孩子将读过的书籍借给他读。他常常是在野外苦读，饿了挖野菜充饥，渴了喝渠水润喉，争分夺秒苦读书，终使学业猛长进。村中族人集资送他去赴考，他一路成功，直至考中状元。
全国第一为哪般？
小小休宁县的“中国第一状元县”现象是到了该引起关注和研究的时候了，因为如此奇迹的出现肯定有它独特的缘由；同时，关于它的审视和研究必定会给今天的我们提供弥足珍贵的启迪和借鉴。
首要的原因当然要归功于清代休宁县的文风昌盛和尊师重教的大好氛围，所谓“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生”和“深山茅屋书声琅，放下锄头赛诗章”等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私塾儒学和书院遍布休宁城乡。据《休宁县志》载：当时休宁县的儒学教谕、训导均由朝廷委派，书院山长则由官绅或书院董事会聘任，他们必须是进士或举、贡出身，即便是私塾先生，也规定是秀才或落榜的童生方能担任。当时，休宁儒学、书院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田租银。教学经费、教学场所和师资力量均得到了保证，这是酿就“中国第一状元县”现象的坚实基础。
其次，得归功于正值鼎盛时期的徽商现象。综观休宁且13名状元的成功之路，我们发现，除了两名本籍者外，其余11人均是徽商现象的受益者，他们有的是随父出门边经商边读书边参试，有的家庭因为生意而有能力使孩子获得最好的教育，甚至连赴考时的下榻之处也由于生意场上的老乡、朋友之多而获得最佳的安排。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也不能忽视，这就是徽商的“亦贾亦儒”、“贾而好儒”和“徽骆驼精神”的特色，不但促进了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激励着徽商后代们牢记“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如此强烈的“读书好”意识和苦读精神是他处所或缺的。
当然，逐渐形成的“休宁状元效应”，也在“中国第一状元县”现象中发挥了重要的潜移默化、推波助澜的作用。山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休宁人也能中状元，尤其是一连了好几个休宁状元之后，这种“状元效应”反响更为强烈，它大大刺激了休宁读书人倍加发奋，也促使整个社会读书重教之风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