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时间最长的口岸是广州

广州在广东历史上第一个郡，即公元前214年秦在岭南设南海郡。据《史记》载，南海郡首任地方长官任嚣，将郡治设在了蕃禺（后作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因而，这一年也被认作是广州的建城日。

广州从建城的那天起，这里就是个远离天朝的富庶之地，所以，也是个反贪之地。今天我们还能在越秀山上见到那块“贪泉碑”（原在广州西郊石门）。相传东晋时，“南下干部”在广州石门饮了泉水，便起贪念。元兴初年（402—404年），吴隐之赴广州任刺史，途经石门，特意掬饮贪泉，自信不能改变廉操守，赋诗日：“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纵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后来他在广州任上果然廉洁，后人为纪念他，特在贪泉建碑。提及这段反贪佳话，是想从侧面说明当时的广州，已是个很有“油水”的商业城市了。在“贪泉碑”旁边，我们还能看到记录宋朝与三佛齐（今印尼）贸易往来的石碑，更印证了这里很早就是一个海上贸易繁盛的城市。

唐代，因来广州贸易的蕃商越来越多，朝廷特在此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事务的机构——市舶使。大宋立国后，很快也恢复了广州市舶。据《宋史-潘美传》载：“既克广州，即日命美（即潘美，文艺作品中的潘仁美）同尹崇河同知广州，兼市舶使”。潘美是大宋朝廷任命的广州第一位最高长官和市舶使。
从唐到宋，从宋到元，广州都是口岸开放的先锋城市。元代时，与广州有贸易来往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40多个。元人周致中在《异域志》中特别记录了其中的三条航线的到达时间。广州至占城（今越南南部），“顺风八日可到”；广州至三佛齐（苏门答腊）航线，“自广州发舶，取正南八日可到”；广州至莆家龙（今爪哇北岸），“顺风一月可到”。

我曾考察过现存最早我国古代市舶遗址——宋泉州市舶遗址水仙宫，也一直想找到古代广州的市舶遗址。但就目前搜集到的文献看，从唐至元的广州市舶遗址怕是找不到了。现在，所能见到的即嘉靖十四年戴景主修的《广东通志初稿-广州府地理图》中，所标注的不很清晰的“市舶司”位置。还有比此图稍晚十几年的明广东巡按姚虞编撰的《岭海舆图-广州府舆地图》中，标注的“市舶提巡司”。这两幅嘉靖年间出版的地图，或许是现存最早明确标注市舶机构位置的地图，或可称其为“中国口岸第一图”。

《岭海舆图》没注明成书时间，人们根据明代名臣湛甘泉为其作序时间推定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此书共有12图，首为全省图，次十府十图，最后是一南夷图。嘉靖时，广州府设有一州14县，广州城内有南海、番禺两县，城外有顺德、三水、从化、东莞、增城、龙门、香山、新会、新宁、清远、阳山、连山 12县（万历元年增设新安县，所以此图中没绘新安）。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岭海舆图·广州府舆地图》应是以嘉靖十四年戴景主修的《广东通志初稿·广州府地理图》为蓝本。

两图上的“市舶”标注均在广州府城外，珠江的北岸。但嘉靖时的市舶提巡司是什么建筑，具体地点在哪，史料中没有详载。值得一说的是两幅的“市舶” 标注旁边，都有一个重要的标注“海珠”，它是珠江上的重要景观，也是明代海上贸易的重要见证。

从地图上看“海珠”，它显然是古珠江上的地标。自宋人开启“羊城八景” 之选后，它一直是广州的重要景观：南宋人吕定曾有《游海珠寺》一诗，首句Ⅱ尽的就是海珠石：“何年神物抱珠游，遗向沧浪第一洲”。据史料记载，海珠岛不仅是古代的风景名胜，而且因处广州古城之外，也是重要的商埠门户。明代就曾经在“海珠”岛举办我国最早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定期市。万历的“定期市”之所以在的海珠岛一带举行，绘制于嘉靖的这两幅广州府地图上都已有“铺垫”。在“海珠”石旁不仅标有“市舶”，不远处还标有一个“税课司”。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嘉靖时这里已经形成了贸易纳税的一条龙服务。

虽然，嘉靖的“市舶提巡司”的具体地点与建筑物，现已无法考证了。所幸的是在“市舶提巡司”的标注框框的北而不远处，我们可以看到“钟楼”的标注。这个标志，为我们提供了太监们掌管的市舶官署的重要线索。

明初，鉴于汉唐宦官乱政的教训，朱元璋曾制定严格制度，防止宦官干政。但朱棣篡夺政权，宦官起了重要作用。所以，白永乐起，宦官受到重用。永乐三年以后，命内臣提督广东、浙汀、福建三省市舶，于是形成了“内官总货，提举官吏。惟领簿而已”的“两层皮”乱局。其中，由于两广总镇太监与两广总督驻梧州，所以，广东则委派专官市舶太监驻广州。

据记载，明初的广东市舶公馆，初设于城南江边，后改于仙湖街奉真观旧址，即后来的五仙观，由内臣监镇市舶。据史料记载，明嘉靖以前，紧邻珠江的五仙观一直作为太监的市舶公馆。虽然，两图卜-都没有“五仙观”的标注，但都有“钟楼”标注，我们很容易确认它的位置。明代洪武时，主持修建五仙观的广东行省布政使赵嗣坚，将奉真观迁至两晋时的“坡山古渡”重建的同时，还在坡山顶建一小城楼，即“岭南第一楼”（现存建筑为是明万历年间重建）。小城楼建成后的第四年，又铸成一目大钟悬挂楼上。钟体铸有铭文，是洪武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