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传教士是英国女士艾伟德

每天晚间，艾伟德工作告一段落后，就一定要用还不流利的中文，说圣经故事给骡夫们听。一开始骡夫们都嘲笑她，大伙继续在一旁聚赌喧闹。

然而艾伟德不灰心，就是不放弃地说给愿意听的一两人听。慢慢地，骡夫们受到感召，一个又一个地信了主。最后骡夫们自己定了公约，客店旅客不准吸烟、饮酒、赌博与喧哗，以免影响艾姑娘说故事。从此这家骡夫的客栈，竟成了“道德五星级”的饭店。　

阳城县的县长有一天出门时，发现路上的骡夫竟然变了。以前都是用脏话吓斥骡子前进，现在听不到“国骂”了；也不唱那些淫秽的地方小调，而是哼着诗歌。他非常讶异，这些没知识的工人，怎会变得如此文雅，问了才知道阳城县竟有这样一位“女洋鬼子”，于是决定亲自来八福客栈访问艾伟德。

当时政府正在推行“天足运动”，明令要妇女放脚，并要挨家挨户检查。但检查妇女的脚由男人来负责不合适，成年女人又几乎无一不缠足，所以县长认为艾伟德是最好的人选，尤其看到她个子虽小，却能跑能跳，由她来向家长示范天足的好处，绝对有说服力。县长应许派两名卫兵保护艾伟德，还发给薪水，供给骡子作交通工具；按时直接向他提出报告。

县长的条件让艾伟德很心动，因为八福客栈生意虽好，但收费太低，连厨子老杨的薪水都付不出来。有了这一个“官职”，不但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也可以穿越高墙，进到中国人家里。

艾伟德于是开出一个条件，就是不能限制她讲福音。县长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笃信儒家，虽然他看到骡夫的言行，才符合儒家真正的“礼”，但感情上还一时无法接受基督，于是两人约定改成“只能讲圣经故事，不能拉人去教会”。　

有一天，阳城监狱发生暴动，传说有个犯人被鬼附了身，力大无穷，挥斧砍死了好几个犯人，狱卒制服不了，其他犯人又趁机喧闹。典狱官就报告县长，听说八福客栈原本是鬼屋，但艾伟德一个人却敢住，她一定能“伏鬼驱魔”。

县长无奈，只好派人来找她。艾伟德不能推却，只好进入狱中，放大胆子跨过地上的尸首，走近这个凶徒，温柔地劝他放下斧头。　

这个前一刻还疯狂杀人的囚犯，犹疑片刻后终于垂下头来，把斧头交给艾伟德，乖乖让狱卒把他押走。艾伟德立下了功绩，得到县长更多的尊崇，同意定期让她到狱中向囚犯“说故事”，并顺从她的建议，改善狱中环境。

县长很奇怪，以艾伟德的能力，即使要宣教，为何不选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要待在这小地方，对骡夫与囚犯说故事。艾伟德回答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只知道上帝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充满希望和快乐。”

县长听了很感动，他明白这句简单的话，不是他在儒家经典里能读到的，于是也决定受浸，归入主的名下。

有一天，艾伟德看见路边有个妇人坐在地上，要出售一个病弱的女孩子，开价两个银元。艾伟德心里很不忍，但身上没有两块钱，就把仅有的九角钱给了她，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八福客栈，就叫她“九毛”。她用爱心和祷告，终于让九毛恢复健康。　

九毛常看见门口有个八岁的孩子，沦落在那里乞讨。九毛以为只要自己每天少吃一些，就够养活他。艾伟德看到九毛的爱心，于是又领养了这孩子，起名“少少”。后来她又收养了“宝宝”与“兰香”。这时八福客栈里已经有了四个孩子。

1936年，艾伟德决定不只是在衣着饮食上与中国人一样，她连国籍也要一样。于是撕毁了英国护照，正式归化为中国籍。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把军事行动扩张到华北，僻远的阳城不知为何遭到日机的滥炸。一个炸弹炸中了八福客栈，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失去知觉，幸好醒来时只受了点轻微外伤。但这场轰炸让阳城多了无数的孤儿，艾伟德就将残破的八福客栈，变成了当地的救护站，还收容了四十个孤儿。

1939年2月，日军撤离泽州，回城市过冬。原来泽州这里的宣教士大卫，收留了上百名的孤儿，分成男院与女院。一天夜里，有个日军排长带着30几个士兵闯入女院，企图轮奸这些小女孩。艾伟德这天刚好在女院，立刻冲去制止，那个日军排长用枪托不断殴打艾伟德，但艾伟德尽管满头鲜血，却仍站着不倒下，对着那群衣衫不整、尖叫挣扎的小女孩用华语喊着：“赶快祷告，大家赶快祷告。”

军官非常愤怒，奇怪的是为何用枪托无法打晕这外国小妇人，气得干脆拉起枪机，发疯似地猛扣扳机，但奇迹出现了，喀擦了好几次，这把枪竟然都无法击发。军官愤怒地从士兵手上抢来一把枪，拉了枪机再击发，不料还是卡弹。

艾伟德还是用国语喊着：“赶快祷告，大家赶快祷告。”这时很多小女孩都不再尖叫，跪下跟着艾伟德祷告起来。有些日本士兵以为这洋女人在用妖术念咒，吓得逃了出去。这个日本军官既愤怒又讶异，只好到屋外集合收队离去。

艾伟德在泽州时，《时代杂志》（Time）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他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出生在中国，很同情中国对日抗战的艰难处境，于是他派了记者专访第一个入籍中国的宣教士艾伟德。艾伟德在访问时说：“我代表的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我恨恶日军的暴行，也不能缄默不言。当然，我是中国人，也会把所知道的日军行踪，报告中国方面。”　

艾伟德的说法透过《时代杂志》报导后，严重激怒了日本军方，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日军攻打这个城镇，也许杀戮造成仇恨，但另一个没遭战火波及的地方，根本不会有抗日的情绪，甚至还有人认为日军比起中国各路军阀，就只是一批“官军”而已，也许军纪还更好一点。但艾伟德的说法，让日军在中国的行动，受到各国的质疑与非难。

几天后消息传来，今年春季来“清乡”的日军，距离泽州只有一天的路程。报信的人手上还拿着一张告示，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她只得仓皇逃回阳城，路上又遇到日军飞机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仿佛被猛打了一拳，后来才发现是受了枪伤。

回到阳城，大家劝她赶紧离开山西去大后方，艾伟德决定先去西安。行前她向新作基督徒的县长告别。县长好心地提醒她，日军到处悬赏捉拿她，路上千万要小心。但当艾伟德告诉县长，她要带八福客栈现在收留的一百名孤儿一起去。县长吓坏了，劝她千万别做傻事；但艾伟德坚持，这一百个都是神赐给她的孩子，一个也不能丢下。县长苦劝无效，只好多为她预备一些粮食，并派了两个已信了基督的士兵跟她一起上路。

攀山越岭，穿越日军的封锁，还要渡过黄河才能搭上火车。艾伟德带的一百个孩子，最大的是一个刚放了脚的16岁女孩素兰，还有九毛、兰香、少少、宝宝四个大一点，其他的孩子最小的只有四岁。艰

难的山路没有尽头，孩子们的鞋破了，脚磨肿了，衣服脏破，像一群小叫化子。大的背着小的，两个士兵各用扁担、箩筐背着食物，一直前进，缓慢地前进。

然而疲倦加上疾病，行进速度越来越慢。箩筐中的食物逐渐减少，换成是生病走不动的小孩。除了他们一队人之外，再没有别的旅人。一个刚放了脚的女孩莲花，实在走不动了，艾伟德只好砍木头做成担架，大家轮流背着她往前走。

五天之后，食物都吃完了，但荒山野地没半个人影，艾伟德每天还是一休息就聚集孩子们，说着圣经里的故事。说也奇怪，孩子们听完故事，总能忘掉疲累与饥饿，鼓起勇气，慢慢往前推进。

两天之后，他们终于遇到了一支国军部队，不但给了孩子们食物，还护送她们走了一段路。

十二天过去了，走在前面的孩子，终于欢呼地喊着说：“黄河！”

艾伟德谢过伴送他们的军人，看着他们回去。自己率领孩子们，向河边走去。但黄河波浪滚滚，却没有渡船。只有等着，挨着饿等。

过了四天，才来了一艘渡船，分三次送这一百个孩子渡过了黄河。下船后再走了两天，终于到了陕西米脂（今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孩子们第一次搭上火车，都十分兴奋。

然而到了中条山脉的一个小村，火车不能再前进了，因为前面的桥梁已被炸毁；艾伟德只有带着孩子，攀越崤山的小径，才可以到潼关；但那只是一条山径，连乡民都没走过。

在无可奈何之下，艾伟德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哭。但哭过了还是得往前走。唯一的希望，只有神的怜悯。在看似绝望，路到尽头时，一个下坡，竟然就是潼关（今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原来不用地图，反而找到了快捷方式。

有了铁路，另一个难处又来了，这里没有客运火车，幸而还有运煤货车。他们爬上煤堆，乘过了一段，再转搭客车，终于到了古城西安。

艾伟德为一百个孩子点了名，知道一个都没有短缺后，就将他们都交给蒋夫人（蒋宋美龄）所办的孤儿院。艾伟德感到松弛下来后，才安心睡下，没想到这一躺下去就是一年。

当艾伟德清醒时，看到身边有个穿白衣的女子，她问：“我在哪里？你是谁？”

女子没回答她的问题，只说：“你终于醒了。”

然后又来了另一个男人，俯身用英语对她说：“你醒来了真好。我是西安浸信会医院的主任医生。你脑部受伤，又发高烧，营养不良，还得了伤寒，加上肺炎，肩上还有一颗子弹，幸而不深。现在你醒了，真是感谢主。”　

艾伟德能够活下来，是一件神迹。她在医院里又过了几个月，直到1941年底出院。她立刻又在郿县（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的难民营工作；那里距扶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和西安都不远，可以常去探望她的孩子们。

1944和1945年，艾伟德在兰州和四川的成都，在贫穷人和麻疯病人中传福音。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9年春，艾伟德到了英国。虽经战乱，但父母和兄姐都还在，重逢自然快乐。只是她时常为多难的中国忧伤，尤其是解放后少少在南京被新政府枪决，她为了这事伤痛欲绝。而这时伦敦新闻记者瑞德悟（Hugh Redwood）为艾伟德写了一篇专访，英国广播电台（BBC）的柏格斯（Alan Burgess）读了后又来访问她，写了一本《小妇人》（The Small Woman），由Evan Brothers出版，书一发行就非常畅销，BBC还改编成广播剧，让艾伟德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艾伟德一直想回中国，但新中国不承认国民政府发给她的身份，也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

1957年，艾伟德只好退而求其次，预备前往香港工作。这时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找她签约，要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她天真地以为导演是为了传福音，就轻易地签了约。

结果电影上映后她才辗转知道，本来的“八福客栈”，不知如何变成了“六福客栈”。片商不但把原著改成面目全非的爱情故事，为了美人配英雄，剧中还虚构了一个中德混血的国军军官，与艾伟德热吻；事实上艾伟德终身未婚，更不可能与任何男人接过吻，这使艾伟德既羞惭又厌恶。虽然她因这部电影而声名大噪，但她从此不愿提起《六福客栈》这部电影。

到了香港，艾伟德发现要回中国已不可能，这时她找到了从前收养的孤儿，如今他已经作了传道人。她想到开办一个“希望会”的宣教团体，救助在香港的中国难民。但她拿的是中国护照，香港居留签证期限已到，于是艾伟德决定去海峡对岸的那个中国：台湾。

艾伟德来台后，在台北市郊的北投，租用了一所停业的旅馆，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后来世界展望会（World Vision）资助三千美元，在木栅保仪路购地二千余坪，建平房三栋（每栋十床）、门房、厨房、洗衣房各一栋，给艾伟德孤儿院使用。

然而艾伟德年迈不能治理，就把院务交她干女婿管理。她的干女婿管理不当，收支无据，财务混乱，以致展望会要求孤儿院成立董事会，可以有效地监督院务，于是由中外董事八人，组成了“艾伟德孤儿院董事会”，由艾伟德担任董事长，她的干女婿为院长。

但董事会成立后，院务仍旧难以整顿，展望会所支援各项款项，她干女婿只收受费用却不立收据，导致世界展望会无法与艾伟德合作，艾伟德教士遂辞去董事长职务，董事会将“艾伟德孤儿院”改名成立“伯大尼育幼院”。

1959年，展望会邀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听众惊奇地发现，她根本不是电影中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矮小苍老的小妇人。但她觉得有机会传扬福音，帮助展望会的孤儿募款工作，正是她所最爱的。

接着艾伟德又受邀到澳大利亚、纽西兰（新西兰）巡回布道，然后回到英国。

英国广播电台（BBC）的电视节目“This Is Your Life”播出她的真实故事。接着，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也邀艾伟德去白金汉宫面谈，她当面向女王请求，帮助在台湾的孤儿们。

只是艾伟德的所有努力，竟被她所信任的中国教棍所骗，全部款项几乎都被骗去！艾伟德孤单失望地回到台湾。但神不会撇弃他的忠仆，凯萨琳-史密斯（Kathleen Langston-Smith）原本是英国一个邮政分局的局长，看到BBC的电视节目，受感动而来与艾伟德配搭同工，正好补足她不善管理的缺欠。

1970年元旦，艾伟德感觉患了感冒，却仍然出席妇女祷告会，回孤儿院后就倒在床上。医生诊断是流行性感冒转为肺炎。

两天后，艾伟德结束了地上的劳苦，在她所爱的中国，却是另一块土地上———台湾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