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是世界唯一的妇女专用文字是湖南“江永女书”

中国举世罕见的“妇女文字”是湖南省江永县（今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的“妇女文字”，20世纪80年代它已由中南民族学院的宫哲兵整理成书，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妇女文字”是当地瑶族妇女都会写的一种奇特的文字，属表音文字，有600多个字形，有些与甲骨文、篆书相似，有些与楷书相似。

它记录的是当地瑶族群众使用的一种“土话”。

由于这种文字只在妇女中流行，当地称为“妇女文字”，简称“女书”。

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惊人的发现，它引起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关注。

湖南省江永县（今湖南市永州市江永县）位于湘南，湘桂边境，在萌渚、都庞二岭之间，这里山青水秀，但又十分闭塞。古为百越人居住繁衍之地，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湖南仍是越民族集中分布的地方。女书——这种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就起源于这里，所以又名江永女书。

江永女书曾在在湖南省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妇女之间流行和传承，它是一种奇特的汉文异形字，是独为妇女使用的性别文字，当地妇女们便把自己使用的文字叫做”女书”。”女书”之名现在既指”女书”文字，也指用”女书”文字撰写的作品。它靠母传女、老传少，一代代传下来。“女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而神奇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植根甚古、牵涉面颇广、信息含量十分丰富的文化现象。

女书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中国过去的旧思想使当地女性不可以读书识字：即她们所谓的“男书”，所以当地的女性发明了女书，以作为姊妹妯娌之间的秘密通讯方式。女书严禁男子学习，而一般男子亦会把女书当成是普通的花纹。

女书文字的特点是书写呈长菱形，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也被称为“蚊形字”。所有字符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划，可采用当地方言土语吟诵或咏唱。

与汉字不同的地方是：女书是一种标音文字，每一个字所代表的都是一个音。现时文献搜集到的女书文字约有七百个。女书的字型虽然参考汉字，但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由于女书除了日常用作书写以外，也可以当成花纹编在衣服或布带上，所以字型或多或少也有所迁就，变成弯弯的形状。

江永女书作品一般书写在自制的手写本、扇面、布帕上，其作用为自娱自乐、歌堂对歌、书信往来、宗教祭祀、结拜姊妹、诉写苦情、记传等。江永女书作为妇女的贴身、隐私物品往往是人死书焚或随葬，所以至今无法找到流传三代以上或更早的作品，因而女书究竟产生于何时，其真正的渊源何在，女书与甲骨文的关系，女书与瑶族的关系等等，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成了不解之谜。

关于“女书”文字的记载，至今最早能见到的是太平天国（清朝咸丰年间）发行的“雕母钱”。该钱背面用“女书”字符铸印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字样。

至于女书的起源，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根据当地妇女赛祠的花山庙兴起在清代中期，结合目前发现最早的“女书”实物，推测“女书”起源于明末清初。
有人以“女书”中存在与壮、瑶等民族织锦上的编织符号类同的字符为据，认为“女字的构成源于百越记事符号”。
有人根据“女书”中大量与出土刻划符号、彩陶图案相类似的字符，认为其起源的时间、空间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形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之后。
有人依据“女书”文字与原始古夷文的基本笔划，造字法类同，认为它是舜帝时代的官方文字。
有人根据甲骨文和金文借字在“女书”字汇明显存在的特征。认为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变种。
也有人认为现代“女书”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这种观点认为：象形字、会意字是文字体系中最早产生的文化现象，是文字创造者所处生活环境和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根据“女书”象形字、会意字构成中反映的文身习俗、“干栏”住宅建筑特色、稻作文化及鸟图腾文化现象。
学者众说纷纭，民间传说对此也有多种看法，在江永流传较为广泛的有四种：

相传女书是瑶姬借用天书改编过来的，瑶姬是王母娘娘的幺女，名叫幺姬。后因下凡游览人间，迷恋上江圩普美村的秀丽风光，便偷偷地住了下来。因王母娘娘的仙境叫瑶池，因此她告诉凡人：她的名字叫瑶姬。瑶姬与下界的人语言概不相通，可是凡人待客特别讲究礼仪。尤其是姑娘们人人心灵手巧，个个聪明能干。虽然语言不通，但都相处甚好。人间的姑娘们擅长描花乡朵，纺织花带、花被。她们织绣的绣鞋花、衣边花、头巾简直比天上的彩霞还要绚丽美妙。姑娘们穿上自己纺织的五彩衣裳，灿如明霞若天仙。瑶姬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拜她们为师。 瑶姬觉得这里的姐妹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文化，不识字，言不达意，意不能书。瑶姬想帮助她们提高言情记事的能力，便回到了天廷，把一套复杂的天书搬了下来。姐妹们虽然想学，但一个个目不识丁。瑶姬又把这深奥的天书一一简化，并与女红刺绣结合起来，用当地的土语读唱，使这些貌若天仙的姐妹们一个个能识善写，作诗绘画，读唱自如。自此，这个改变了的天书在女人中间传递，男人不屑一顾，也不识用，因此就定名为“女书”。

传说很久以前，上江圩一农妇生下一个女婴，体重九斤，故取名为九斤姑娘。九斤姑娘自幼天资聪敏，纺纱绩麻，织布绣花，无所不会，无所不精。她还异想天开地造出了写土话的女字。所以义年华在回答来访者时说：“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
传说宋朝时荆田村出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名叫胡玉秀（有的说叫胡秀英），后补选入宫为妃。进宫后不久，遭冷遇，苦闷异常。她想写信回家倾吐苦情，又怕太监发现。于是心生一计，根据女红编了一套文字，以歌咏体写在手绢上捎归，并嘱咐亲人：要斜着看，要用土话的音来读。于是这种文字就在妇女中传开了。

传说是盘巧创造的。很久以前，桐口出了个心灵手巧的姑娘名叫盘巧，她三岁会唱歌，七岁会绣花。她唱的歌令人陶醉，绣的花能以假乱真。后来她被官府劫往道州。为了向家人报信，她煞费苦心，根据女红图案造出字来，写了一封信让一条爱犬带归。同村的女友费了很长时间才把信解读出来，从此这种文字就代代相传下来了。

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江永女书是女子创造的，反映了妇女们的心态。

旧时当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这种男人不识的女书互通心迹，诉说衷肠，将其刺绣、刻划、戳印、书写于纸扇巾帕女红。目前搜集到的近20万字的“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现在的形式包括女书书法、纂刻、激光微雕、石雕、木雕、竹雕、明信片、女巾、女扇、女书提包等。

女书作品绝大部分为歌体，其载体分纸、书、扇、巾四大类，无论哪种承载方式都十分讲究形式美。如写在纸张上的四角多配花纹，写于纸扇上的多插绘花鸟图案，而织绣在巾帕花带和服饰上的，则是精美的女红工艺品。

女书没有印刷出版物，而是用棍子（笔），后用毛笔沾墨汁写在毛边纸上、折扇或手帕上，也有绣在手帕上、织在花带上的。自上而下，从右向左，字形倾斜成菱形，周围还描上装饰花纹。女书叙述的事都是妇女的事，包括婚姻家庭、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女红艺术、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多方面，系统地反映了上江圩乡及其邻近一带妇女的喜怒哀乐，她们在旧时代的卑贱社会地位及其对封建压迫所表现出的愤怒与抗争。

女书作品几乎都是诗歌体，每句字数固定，大都是七言诗，少数五言诗，也有七言间五言，五言间七言和长短句，它有特殊的韵调格律、修辞方式、比兴手法。可分为创作、记录、翻译三类。创作是自己炼词造句，连句成段，集段成篇，包括三朝书、结交书、慰问信、祝贺信、传记、祭文等；记录作品包括儿歌、耍歌、哭嫁歌、祷神诗、歌谣、谜语等，是记录流传在民间口头上的东西；翻译是指社会上流传的汉文唱本，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卖花女等，还有一些唐诗宋词。

女书的确切字数，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数字。杨仁里等人编译的《永明女书》中的”女字汇”集比较常用的字1570个；谢志民著《江永’女书’之谜》，从”资料汇释”中”粗略统计，有单字1774个”。据此分析，”女书”常用字大概在2000字以内。现在能认识女书的人，在上江圩乡及其邻近一带已经很少了，能用女书撰写作品的几近于无，前几年有几位耄耄老人都已带着她们的女书进了坟墓。

文化大革命之前，拥有女书作品的主人去世后，它们多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很少的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间遗存极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量女书作品被销毁：一方面，作者担心自己用女书书写的秘密会被识破；不少红卫兵基于“破四旧”的缘故，把这些神秘的文字当作“四旧”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之后，只有少量女书作品得以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女性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女性之间不需要使用女书亦可交流，很少有妇女学习女书，女书开始濒临灭亡。

1982年，由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宫哲兵随即在1983年3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全世界第一篇介绍女书的学术论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并在1983年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美国）上发表了论文《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将女书介绍到国内外，1986年宫哲兵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女书研究著作《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峒》。

1983年，江永发现“女书”的消息向全世界公布后，引起轰动。 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深入江永考察、学习、发掘。近年来，永州积极实施抢救和保护女书文化工程，通过兴建女书文化村，建立女书博物馆，组织开发女书工艺品，发展女书文化产业，使女书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就在“女书”在最后只有少数老年妇女才能阅读和书写，从20世纪末开始，通过一批学者努力，这种罕见的女性字符才被世界所了解和认识，并引起了海内外的浓厚兴趣和广泛关注。作为一种独特罕见的文化遗存，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保护女书。集研究基地与旅游于一体的“中国女书”村已于2003年底落户宜昌。

女书的流传自清末以降即已转向衰替，作为一种书面交流工具，可以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女书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女书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妇女学家研究的宝贵资料。女书也是独特的湖南地方文献，对女书的研究自然也是研究一种特殊的湖南地方历史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