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响最大的插花专著是明代袁宏道的《瓶史》
插花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佛教的供花，始于南北朝，发展于唐宋。
到了明代，插花艺术进入了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文人墨客崇尚怡情养性，大量种植观赏花木，以花会友，寄情于花木丛中。
插花也再不限于点缀生活，而逐步走向学术性，有关插花艺术的专著相继问世，如高濂的《瓶花三说》、张谦德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等。
其中以袁宏道的《瓶史》影响最大，正如园艺家周瘦鹃先生所云:“《瓶史》之作，说得头头是道。”
近四百年来备受推崇，无疑是学习和研究我国插花艺术不可多得的专著。
清初，《瓶史》传到日本，日本将袁宏道的瓶花艺术理论誉为“袁派”，其追慕者自然就成了“袁派插花家”，在日本“袁派插花”发展成为日本一个重要的插花艺术流派——宏道流。时至今日，日本的插花艺术专刊《花道》，还时常引用其中的理论。
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很早就掌握了插花的技艺，并在十一世纪时有了普遍的发展。十六世纪末年，以倡导“性灵说”著称的文学家袁宏道，写了《瓶史》十二篇，既是优美的散文，也是艺林奇葩。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郞，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
封建时代文人的创作或其他艺术活动，往往与他的仕宦经历相伴随。袁宏道在其四十余载生涯中，有过三次入仕经历。第一次是他二十八岁时任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知县，任职期间，治案敏捷果断，但他不愿到处向人低头，于是一连给上司送去了七份辞呈，很快就返乡去过他那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第二次是他三十一岁起担任顺天府（治所在今北京）教授、国子监助教和礼部主事，很快也是请假回乡了。
第三次是在三十九岁时开始做吏部郎官，不到两年又以病辞归。他做官并非没有政绩，他锐意剔除积弊，又能清廉自持，但是却不愿为官。
在他的《瓶史》一文中即对当时人困于名利的生活有所反省，他说：“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而他自己也深叹为官不易，这是可以从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看出的（《沈广乘》）。他对朋友诉说道：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这位袁中郎，述说了官场中的晦暗不明和无奈，又说他再努力也很难得到“世间可趋可争者”（《瓶史-小引》）。既然仕进不易，同时又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就有了为宦的苦恼。那么，他为什么不去做一个隐士呢？他当然羡慕“欹笠高岩，泥濯缨流水”的生活，认为钟情于山水花竹的隐士，必定也有刚烈的大丈夫气息，是他平生“企羡而不可得者也”（《瓶史-小引》）。但是他承认自己到底是俗人，“为卑官所绊”，做不了隐士，只有以赏花的闲适来抵抗官场的竟逐，从中获得几许心理慰藉。
瓶花所给予人的，正是近在咫尺的与自然的交流，它是喧嚣的尘世中可能保有的一份健康与活力，它会从精神上给予人们启发和满足，令人取得由静观万物而获无穷乐趣的凭借。对于仕途得意的人来说，瓶花等造型艺术既是相庆相贺、尽情游赏的对象，又可以抚慰为官的生活所带来的心灵疲累。
失落者更需要艺术，以对屡次受伤的人生有所补偿。
隐士实际上是那种有更多清苦心境的人，他们独善其身的清贫生活也一日不可无艺术，离不开与自然的联系。
更多的人亦仕亦隐，如诗人白居易所言，“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他们在公时，克谨克慎，道貌岸然，可收俸禄和声名之利；下朝之后，则尽享林泉逍遥之乐，用艺术来滋养公务以外的私生活。
处境各异的人们，都需要改进自己的生活状态，用对艺术的热望补偿疲累、痛苦、失败等生活难题所造成的自卑情绪，或是留住春风得意时的感受。这也许就是或隐或仕、亦朝亦隐的士人们钟情于艺术、热爱自然的基本原因。
瓶花看似小道，却有很高的艺术要求，要想享受其中的乐趣，必得先下一番钻研的功夫。譬如，要区别花卉品格的高低、器具的形制大小、瓶水的优劣、沐浴时间的当否，以及品种的搭配、与周遭大小环境的协调、花卉的造型、花卉的欣赏、养花的宜忌…… 这都是袁中郎在《瓶史》中告诉我们的。
袁宏道还是明代的文学家，他在诗文上反对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摹拟的主张，提出写诗文的标准是性灵、趣和新奇。
所谓“性灵”，即“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又说其弟中道写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
关于“趣”，他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叙陈正甫会心集》）。
而“新奇”是说文章“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
于此表现出与尚理的宋人所不同的重情的美学观，表明要从复古派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其思想受李贽影响较深。
袁宏道才高胆大，禀赋优异，其诗文往往生动脱俗，尤以小品文清新活泼，警策丛生，是最具个性的作家之一。他还主张向民歌学习，重视小说、戏曲的作用。著有《袁宏道集》，《瓶史》十二篇即选自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