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唯一一个农民领导起义并最终成功而开创的朝代是明朝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个朝代。说它奇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农民领导起义并最终成功、所开创的朝代。

第二，明朝的苛刑暴政开了许多历史先河。皇帝更多依靠锦衣卫和东厂行使政治权力。

第三，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以外，皇帝大多不成器。朱元璋当初取消宰相设立内阁的时候，本意是为了加强皇权、削弱吏权，结果适得其反，在明朝的大多数时候皇帝成了傀儡，甚至出现了30年不上朝、不见朝臣的“神龛”皇帝（明神宗万历）。这样的体制却成就了许多名臣宿将。

明朝整顿吏治方面，相当严苛。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整治贪腐制定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法令：贪污 60 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具体的杀法有：廷杀（当着百官的面打死大臣）、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剥皮（剥下的皮里填充稻草做成“稻草人”，摆放在县衙里作警示）、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等等，实在是骇人听闻！

据统计，朱元璋当政时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有一年朝廷同批发榜派官364人，一年后，杀6人，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一个没漏全被处置了。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厉政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腐败分子依然前仆后继，以至于封建礼教的“朝闻道，夕可死”，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

反倒是明朝中期的首辅大臣张居正给国家带来了清新之风。针对国家“积习生弊、颓靡不振”的状况，他给皇帝上了一道有名的《陈六事疏》，为整顿吏治开出六条良方：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这些建议后来全部作为张居正的施政纲领得以实行，今天读来，依然有其借鉴意义。

首先，“省议论”。张居正认为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政多纷更”，老是自相矛盾。张居正说，要办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现在有些人施政，一开始就没考虑周全，听到有人说什么就马上实行，没等见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虑不定，旷日持久，难见成效。

第二，“振纲纪”。张居正说，我看近年以来，纲纪不严格，法律不起作用，上下都讲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张居正指出，在处理违纪上，人情当然可以考虑但不能徇私，法律宜严格但不宜猛。奖惩赏罚要统一于公道，而决不能徇私；政教号令一定要有中央来决断，而不要受那些空谈影响。

第三，“重诏令”，也就是中央精神一定要贯彻好。部院各衙门凡大小事务，接到中央命令后，数日之内，应尽快回复。部里设立登记簿，办的时候登记，办完后注销。超过期限的，要按违反制度论罪。这也将作为吏部考核干部的依据之一。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限时办结”制度了。

第四，“核名实”，专门讲了用人标准，十分详尽。张居正推行了历史上有名的“考成法”，也就是一套对官员的考核评价制度。他说，“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现在用人则不然，把一个人称做人才，却不通过实践检验；任命了某人之后，却不考核他的成绩；办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给了适当的处罚。因此，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大言无当者，以虚张声势窃得名誉；超群出众的，被说成是不合时宜；而拍马逢承的，则以假象欺世；那偶尔做成了一件事的，终身都能拿来吹牛；有人偶尔出了点差错，则议论纷纷一巴掌拍死；对待干部太过讲资格，因而毁誉都不符合实际。

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第六，“饬武备”，是在军事方面的措施，不再赘述。张居正的政策实施以后，“帝国官僚的效率达到了极点”（黄仁宇语），迎来了明朝少有的政治清明、绩效卓显、民生安稳的时代。

时代背景变化了，社会基础改良了，政治体制进步了，思想意识更新了，但今天再读过去为政者的施政方针，仍然觉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无论哪个时代的当政者，都必须面对历史和社会的检验，这也是恒古不变的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