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财产税西汉时已有

财产税并不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才产生的事物，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我们的祖先就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实施了一项法令，对富有者征收财产税，来达到平抑社会贫富差距和扩大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这项法令，当时称作算缗令。

经过长期的战乱，新立的大汉王朝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民生凋敝的局面，为了发展国力，汉初的领导者以黄老之学作为指导思想，无为而治，实行一种较为自由的经济体制，由此经济蓬勃发展，几十年间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超级强国，是“文景之治”盛世形成的主要原动力。

可是，自由经济体制的背后，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儒董仲舒曾在给汉武帝的信中曾说道：“（当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可见当时的情景。

并且在汉武帝时期，北征匈奴，西通西域，东伐朝鲜，南抚夷越，国家发动了一系列历时长久、规模巨大的战争。其中，武帝一朝对匈作战持续时间之长，战争规模之大，可谓空前绝后。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元朔四年后七年时间里，仅筑卫朔方、赏赐将士等军费开支，就达到了二、三百亿，还不包括所谓的“兵甲转漕之费”。要支持如些庞大的军费开支，单凭政府的一般财政收入是不可能的。

为此因此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利用国家政权干预、管理战时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支持对匈作战。这些措施主要包括盐铁官卖、均输平准、改革币制、算缗告缗、增加算赋甚至卖官鬻爵。

但是这些收入依旧无法缓和越来越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武帝将目光瞄准了已经“养肥”的商人阶级。

宰的就是“奸商”

武帝选择拿商人阶级开刀不是没有缘由的。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一向就有重农轻商的传统，把农看做是本事，把商看成是末业。到秦汉大一统的时代，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更是不能容许商业的畸形发展。因为商人剥削的主要对象是农民，尤其是富商大贾，肆意兼并农民，使农民贫困化，这样就破坏了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因此，先秦以来的一些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大都主张重农抑商，并进一步形成秦汉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

一般商人掠夺农民的主要办法，是在买贱与卖贵之间进行勒索。一方面，小农经济薄弱，经不起任何风浪，国家的急征暴敛、私人的债务，以及婚丧、疾病、凶荒等等，都强迫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半价而卖”。而另一方面，当农民迫于饥寒，急需粮食、种子、衣服之时，商人又以加倍之利售予。所谓“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正反映当时商人任意控制价格的情况。而“商则长诈，工则饰笃（弄虚作假）”，又说明在买卖过程中进行欺骗，也是商人剥削农民而获利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情况必然要激化社会矛盾，甚至会引起大规模动乱。

汉武帝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和反攻力量，他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并决定首先向商人开刀。这就是元狩四年，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

按财产比例上税
史书记载“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

意思就是除有市籍的“贾人”之外，其他的“商以取利者”也同样要缴纳算缗钱，即是对所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征税。算缗的征税对象是商人的“物”，即是对财产征税。《正义》：“一算，百二十文也。”“二千而一算”，则每二千钱抽取百二十钱，税率为百分之六。

“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这一阶层，收取税率为百分之三的财政税。

“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这是征收的车船税，对“非吏比者”即非官吏的车船所有者征税。其中，“非吏比者”每辆车收税百二十文，“商贾人”每辆二百四十文。“船五丈以上”，统一征收百二十文。其中“三老”出于敬老，“北边骑士”出于战争需要，不在征收之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这是对逃税者的惩罚规定。逃税者除没收财产以充缗钱外，更是要戍边一年，罚作苦役。

大公无私的义商标兵

谁原意将自己的财产白白上交给国家呢，算缗令一出台就遭到大工商业主的激烈反对。《史记-平准书》记载，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与政府相对抗。但是正在这时，却有一个人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态度。这个人的名字叫卜式。

卜式是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洛阳商人。最初他只有羊百余头，十几年间，增殖十倍，置买田宅，成为豪富。早在汉与匈奴开战之后，卜式慨然上书，自愿捐出家财的一半，输作边用。武帝颇为惊异，派遣使者问卜式：“你是想当官吗？”卜式回答道：“我从小就是一个放羊的，不懂当官，不愿意。”使者又问：“那么你是有什么冤情，需要朝廷来替出洗清吗？”卜式答：“我平生与人没有什么争执，乡里关系和谐，没有冤情。”使者又问：“那么既然这样，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卜式说，“天子讨伐匈奴，国民自当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只有这样，匈奴才可被灭。”

后来，卜式几次要求把自己的财产捐给国家。到了“算缗令”公布的这一年，卜式又向朝廷捐出二十万钱，以济国家之急。武帝听到后，当即对他特别嘉许，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同时布告天下，以示百姓。后来还让他当上了仅次于丞相之位的御史大夫。

“竭泽而渔”的恶法

尽管有卜式这样的例子，然而榜样的力量却很有限，商贾们仍然无动于衷。这件事让武帝十分不高兴，为了将算缗令贯彻到底，武帝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于是颁布了告缗令。

告缗令的实质，就是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个“告缗令”等同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战争”，此令一出，几乎所有中产以上的家庭全数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抄产，政府没收了难以计数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据统计，告缗令推行期间，政府没收了上亿的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有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不少中等以上的商贾因而倾家荡产。而政府的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国库也稍稍充实起来，皇家上林苑里充满了没收的财物，并专设水衡官来管理其事。

在民间集体破产的同时，国库为之一饱，汉武帝满足了他的战争预算，却断送了整个帝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中产阶级全部破产，帝国经济由盛转衰，不复文景之治的盛况了。

汉朝财产税的反思

征收财产税这个举措本身没有错，但是过于急促的步伐，过于粗暴的手段，将原本优良的法令演化成了赤裸裸的暴政，这又是谁之过呢？历史已离我们远去，现在我们探究一下其中的问题。

首先，从税率的角度来看，财产税的设置不仅要考虑公平，也要兼顾效率。然而西汉时期的算缗、告缗制度只是考虑了社会公平，而没有兼顾效率。西汉初年的“抑商政策”并没有压抑住商人势力的发展，这些造成了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通过算缗制度来调节收入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告缗制度的惩罚过于苛刻，造成了商人承担的实际税负过于沉重，最终导致商贾中产以上都因此破产，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算缗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无效率，成为西汉衰落的一个原因。

其次，从税种性质来看，财产税应当作为地方税而不是中央税。然而西汉时期汉武帝却将财产税作为中央税，这直接导致了财产税的征收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单纯从正当激励上来看，地方政府对此的积极性并不高。根据史书记载：“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可见算缗制度刚开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虽然史书中将其归咎于商贾隐匿财产，但是本人认为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有隐匿自己财产的激励。所以算缗制定初期推行不善的关键因素在于政府的征管，导致征管不利的原因是地方官员缺乏积极推行该制度的激励。

再次，从税收归属来看，财产税作为受益税，汉武帝却仅将商人的财产纳入到征收的范围，这明显造成了税负的不公平，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据史书记载，西汉时期的商人势力在经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与官僚、地主逐渐合流，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发展。这充分说明了只对一个阶层征收财产税会导致该阶层通过隐匿阶级身份的方式逃避税负，而这种隐匿阶级身份的行为容易造成社会混乱，税收征管的成本增加。

最后，从税收的征管来看，财产税的征管可以鼓励举报，但是应当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汉武帝在推行算缗制度时感受到了很大的困难，于是巧妙的推出了告缗制度作为补充。告缗制度激励了对于隐匿财产的举报，促使了算缗制度的顺利进行。然而西汉的惩罚制度过于严厉，举报奖励过于优厚，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容易形成一个专门以举报为业赚取收入的阶层；另一方面容易造成举报数量的过多，增加了税收监管成本。根据现代举报制度运行的实践经验来看，举报还会引起被举报人对举报人的报复，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后来者居上

“算缗令”和“告缗令”，因其产生后果之恶劣，在后世臭名昭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少有人再敢尝试。不过过了将近一千年，又有一位英武皇帝重新把它们捡起来。

公元779年，那是中唐时期，37岁的李适即位，是为德宗。当时帝国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地方藩镇力量雄厚，德宗想要彻底割掉藩镇割据这颗大毒瘤。要削藩就要有钱，于是，德宗决定学习汉武帝。公元783年，朝廷宣布征收两个新的税种，分别是“税间架”和“除陌钱”。

所谓“税间架”，实际上就是房产税，它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而“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照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

为了足额征收，朝廷还出台了举报有奖的政策，这一制度无疑是从“算缗令”和“告缗令”脱胎而来的，推行之后，民间怨声载道。中唐之后帝国辉煌不再，其很大的原因是治国者改变了盛唐时期所推行的轻赋简政政策，税收越来越重，以致扼杀了民间的活力。

历史的声音

以上两次历史上征收的财产税可谓是臭名昭著，当然，作为老百姓的我们自然希望政府能够少征税，或让财政的支出更加地透明化和公平化。

近几年来，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再创新高，中央及各级政府征收的税收、土地收入以及国营企业的利润总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元，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是中国历代最高。以史为鉴，现今的社会财富分配模式应当进一步向民生倾斜，毕竟，百姓才是国家兴旺的根基。

来源：刘典的搜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