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部被发现的苗族史诗是《亚鲁王》

发现《亚鲁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它舒缓沉雄、铿锵有力的诗律中，清晰地呈现出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由来与变迁的全过程，活生生地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期相互融合的曲折进程。这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也是苗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峰的见证，令人叹为观止，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

《亚鲁王》传承的特点决定了它生存的极度艰难。

《亚鲁王》在民间的流传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没有一个文字的抄本，它实实在在地以“非物质”的状态在苗族人的口口相传中存在数千年。它不是人人都能学，也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唱诵，更不是大众都会的。习艺者需要有学唱的愿望、天赋、良好的记忆力，才有可能通过艰苦学习成为东郎。

《亚鲁王》的一大特色是它不仅在送灵仪式上唱诵，而且要与仪式的各个步骤紧密结合，引领仪式的进程。何时出殡，决定于《亚鲁王》何时唱毕。东郎如果没有唱完《亚鲁王》，是不得举行出殡仪式的。《亚鲁王》的唱诵在仪式上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这是其显著的特色，也恰恰是许多传统史诗所不具备的。

而当下的现实是，积淀厚重的东郎大多年过古稀，渐渐被边缘化；葬礼上出现了汉族地区主持葬礼的道士先生，道士的意志得到尊崇。这样，东郎们在仪式开始之前必须思量，自己的唱诵该如何在道士设定的“大限”之前结束。因而原先要唱数晚的《亚鲁王》史诗，如今大多只唱一夜甚至三四个小时。史诗的唱诵变得越来越粗糙、简略、缺少细节。

要更好地保存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深入山寨田间的搜集，文字、音像的记录就显得特别重要。2011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是《亚鲁王》的第一部，而亚鲁王的子辈、孙辈的征战史还需要下苦功夫搜集。粗略估计，大约能够整理出三四部。

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已做的工作外，当下，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非遗”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紫云县都在探索和研究《亚鲁王》史诗搜集、发掘、研究、传承的下一步工作。在已有的工作团队中，东郎陈兴华和青年知识分子杨正江是杰出代表。现在急需的，是各级领导的决心和科学的工作方法。2009年以来，紫云县开了一个好头，下一步需要突破县域，在更大范围内做普查、搜集工作。如果能够把《亚鲁王》余下几部都搜集起来，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了。

以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为中心的麻山苗族地区传承的英雄史诗《亚鲁王》能得到发掘、收集、整理，是苗族的幸事，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保护，更是苗族的幸事。但是，《亚鲁王》的真面目尚未全部揭开，仍有很多艰苦卓绝的工作要做。

苗族是无传统文字的少数民族，因此，苗语也就成为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的唯一载体。要调查、收集、整理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首先要懂得苗语或者懂得语言学田野调查方法。语言学田野调查方法可以极其准确地记录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懂得苗语则可以进行准确地编译、调查、收集。如果调查者既是懂苗语的人，又是语言学田野调查者，那么，他所调查、收集、整理、编译的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就会有极高的价值。所以，必要时，可对《亚鲁王》的收集、整理、编译者进行语言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培训。

贵州麻山地区的苗语主要属苗语川黔滇方言，对《亚鲁王》进行收集、整理时，也可依据国家创制的以贵州省毕节大南山苗语为标准音的川黔滇苗文系统作适当的增损。依据川黔滇苗文系统，不是仿照，更不是相似套用，必须根据当地苗语的实际语音来确定。初期对《亚鲁王》进行的记录、整理就犯了相似套用的毛病，成了只有整理者才懂的符号。在《亚鲁王》的主干部分出版之前，尽管我们试图完全解决相似套用的问题，但是否如愿，仍有待对已出版文本作考察。所以，必要时，可对收集、整理、编译者进行进一步的苗文培训。

如果不能根据当地苗语的语音对川黔滇苗文方案作适当的增损来记录包括《亚鲁王》在内的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那么，最准确记录苗语的方式就是用国际音标标记，如果还不行，则可以根据录音、录像将苗语直接翻译成汉语。这样至少还能对包括《亚鲁王》在内的苗族民间文学、口述传播文献所蕴涵的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等内容进行研究。而最好的版本是，苗文、国际音标、汉文对照直译及汉文意译，将来有条件还可增加其他文种直译及意译。

从民间搜集到的史诗文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现场录音文本、加工整理文本和手抄本。现场录音文本指通过科学的田野作业得到的，具体某一次在实际语境下演述的文本。史诗《亚鲁王》的搜集面世，同样面临着采取什么类型的抉择。加工整理文本是指搜集整理者将异文汇编、加工、修改、调序过的文本，就是我们所说的综合本。手抄本是指有本民族文字的艺人为了便于记忆等原因，用本民族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亚鲁王》流传的苗族地区原来没有文字，因此，没有由歌师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手抄本。

《亚鲁王》这一史诗具有“树状”的特点。其流传地区的苗族内部有许多小的支系，这些支系传说是从一个总的根源分化而来的，因此，该地区的苗族历史就像一棵大树那样，有一根主干，其末端分化出许多枝丫。与此对应，史诗《亚鲁王》的前部分演述总的根源，这部分好似大树的主干。但在实际的演述中，当演述到各个支系的繁衍与迁徙时，每个演唱者就只演述属于自己这个支系的情况，有时也演述比较接近本支系的支系情况，但都不会完整地演述所有支系的情况。因此，怎样巧妙地将各个支系的演述人的演述综合起来，形成一棵完整的史诗“大树”，呈现出史诗的全貌，展现出南方史诗的叙事特点，也就成了《亚鲁王》搜集整理时所要重点考虑的。

以往的综合本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文本对演唱的语境关注不够。虽然有一些文本的前言或后记里也论及这些史诗是在什么场合下演唱的，但由于不是某次演述的具体记录，也就无法呈现具体的演述过程。因此，《亚鲁王》的文本还是应该以某一个演述者的某次演唱为底本，这样才能充分还原演唱的场域。同时，应采用与以往综合本不同的文本方式，要巧妙地加入其他演述，即在某些节点告诉读者另一个演唱者在此省略或增加了什么内容，或者内容上在此一环节有什么不同。

其实，综合本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整理者是否对这种综合过程进行了说明与交代，学者之所以对这种综合本产生一种恐惧，认为它不可靠，不能作为研究之用，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综合本的形成过程，是完全来自民间还是添加了自己的创作。如果以某个演唱者的某次演唱为底本，再以一种新的方式“综合”其他演唱者的内容，可能就能比较好地呈现《亚鲁王》的叙事特点，同时也能解决以往综合本的一些缺陷。

现在，第一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已经问世，但以后的工作量还很大，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贵州省文化厅非常重视《亚鲁王》的保护抢救工作，在前期工作中，给予紫云县录音、录像、照相等设备支持，《亚鲁王》列入省级名录以后，财政上还解决了《亚鲁王》的保护专项经费。在新的一年和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深入推进《亚鲁王》的挖掘、整理、研究、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

2012年，计划做两件事：一是举办一期培训班，组织《亚鲁王》流布地区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歌师调查和史诗记录翻译整理的技术培训，全面推进贵州省《亚鲁王》流布地区的田野调查和搜集整理工作，调查亚鲁王子辈、孙辈的征战史，厘清《亚鲁王》的脉络支系和传承谱系，丰富和完善现有成果的内容，争取出版史诗的第二部、第三部；摸清《亚鲁王》的传承现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促进《亚鲁王》的保护传承。二是利用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这一出版成果，举办一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深入开展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研究工作。

2012年2月21日，《亚鲁王》成果发布会在京召开，会议由中国民协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