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大的对内税关是北京崇文门税关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南部，有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崇文门外大街。如今这条大街上，是一派现代化都市街区的繁荣景象，但鲜为人知的是，500多年前，这条大街上曾经设立过一个声名显赫的国家税收机关，它存在的445年中，既创造过辉煌的税收业绩，又留下了贪官污吏肆意盘剥、牟取私利的斑斑劣迹。它，就是被称为中国封建时代腐败衙门“缩影”的崇文门税关。

崇文门税关曾是全国最大的税关，每年征收的税额，居全国各大税关之首。

历史上崇文门税关的设立，与漕运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

（图：中国古代最大税关——北京崇文门税关旧影）

元代，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设计与修建了通惠河，使通过大运河北上的江南大小船只可由通州航入通惠河，经崇文门（元代称文明门，明代改称崇文门）东边的大通桥下，直抵终点积水潭，崇文门由此成为元代漕运必经之地。

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通过漕运将南方物资运输到北方的需求大为减少，因此通惠河久而淤塞，南来的船只无法再直达积水潭。朱棣定都北京后，大运河北端终点南移，即通惠河码头从积水潭迁到了与崇文门仅有咫尺之遥的大通桥下，从而使崇文门成为南方各省北来粮货及官商人等进出京城的重要关口，自然也成了征收商税的最佳场所。

《大明会典》记载成化二十一年（1485），朝廷命令顺天府委佐贰官一员在崇文门宣课分司监收商税，这一命令标志着崇文门税关的兴起。

1493年，成为统管北京九门进出货物征收商税总衙门的崇文门税关设在崇文门外大街路东现内蒙古自治区驻京办事处所在地（现崇外大街28号），1927年11月迁至南兵马司一号，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撤销，前后437年，若从1485年算起，则有445年历史。

历史上的崇文门税关（1485年—1930年），在明、清两代乃至民国前期全国的税关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加筑了外城，崇文门变为内城，这时的崇文门关，已是京师十三门的税收大户。

据《大明会典》卷三十五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崇文门关的年收商税银共19816两；铜钱18877000余文；条税银15996两；船税银4515两。

到天启五年（1625年）崇文门税关年收税银定额已达89929两，列全国八关之首。

明朝后期崇祯年间，苛税更重，各关征税不断加码。而崇文门关收税的征罚手段更是让人胆颤心寒，因而落下“鬼门关”的恶名。

据明崇祯二年（1629）统计，崇文门税关全年共征收税银八万九千九百二十九两，居全国之首。其次是浒墅关八万七千多两，第三是临清关为八万三千多两……

到了清朝，崇文门税关的收入仍居二十几个税关前列。

清乾隆后期和道光年间，崇文门税关年收税经常达白银30万两以上。光绪三十二年（1906）更是达到了高峰，年收税超过了白银90万两。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使得封建统治者格外青睐崇文门税关，将其作为皇家的“储钱箱”和“提款机”，控制措施不断加强，安排朝中高官或皇族亲信直接管理税关的态势逐步形成。

清朝建立后，国家机关几乎全部承袭了明朝旧制。崇文门税关的管理机制和各项规章，也因而沿袭下来。清代崇文门税关最高职位只用满人，不用汉人。

按《北京百科全书-崇文卷》记载，关设正、副监督各1人，由皇帝指派王、公、贝勒、六部满员尚书、侍郎及各旗正、副都统中的2人充任，任期一年，隔一年可以再任，不得连任。

监督下设有奏派（由皇帝指准）正、副委员各1人，堂委（监督自派）、帮办委员（帮办由专管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司员充任）2人，组成“务上”（税关总机关），决定一切大事。

到光绪年间，正阳门设立了税务总局，但遇有税务上的重大问题，仍须向“务上”请示。

由于崇关的地位特殊，其官员待遇也颇为丰厚。

在这里“当差”的被看做是“京城十大优差之一”。既然是“优差”，他们的收入是多少呢？《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作者崇彝曾做过崇文税关的帮办委员，他在该书中写道：“余充崇文门税关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年收入四五千两银子）。据云监督岁入亦不过数万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

那么普通京官收入是多少呢？一品官每年俸银180两，俸米180斛（每斛75市斤）。三品官每年俸银130两，俸米130斛。七品官每年俸银45两，俸米45斛。看来普通京官俸米还是不少，不至于饿肚子，至于现银就少得可怜了，只够买些柴米油盐的零用钱了，所以过去有“穷京官”的说法。比起崇文税关官员的收入来，真是天壤之别。

崇文门税关的特殊地位和优厚的待遇，并未对税关发展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反而让税关官员和衙役养成了飞扬跋扈的作风，以权谋私、贪污索贿、讹诈豪夺之事屡见不鲜，“鬼门关”的恶名源于其劣迹斑斑：

明代，税关衙役依仗权势，经常在规定税则之外肆意收税，压榨通关商旅钱财。有的商人运输上千件货品进城，通关时漏报了一件货品，结果被罚全单，一船货会有半船被直接罚没。

清代更是花样百出，连通关人的随身之物和肩挑菜蔬也要纳税。清人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九门征税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收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后两句诗将税吏的丑恶嘴脸描述得非常形象，意思是说，小商贩挑着担子进入崇文门时，因手不空闲，就预先在鬓角插上两个铜钱，任凭收税人员掠去，成为他们的额外收入。

还有资料显示，清代巨贪和珅曾多次担任崇文门税关监督，仅他的管家刘全就因帮办税务而聚敛到20万两银子。清末的那彦图亲王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两次出任税关监督，捞到20多万两银子。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出任税关监督一年，不仅将府邸翻建一新，还志得意满地说：“我这后半辈子总算不用愁了。”

据《北京市志稿-度支志》记载，进京会试士子通关，每人被勒索银两竟有四五两至十余两之多。有时外地来京的现职高官也会在通关时被刁难。清代，曾有一名姓陆的山东布政使，要进京接受皇帝召见，在崇文门通关时，因为税吏要价太高，这位陆大人实在给不起，干脆把自己的行李都留在城外，跟税吏说：“我什么行李也不带，只身进城，你还有什么税可以征？”入城后，这位官员先去跟朋友借了衣被，才勉强完成了进京后的公务活动。

崇文门税关对珍稀罕见之物当然更不会轻易放过。《燕京岁时记》中说“京师三月有黄花鱼，初次到京时，由崇文门监督照例呈进，否则为私货”；“十月间，冬笋、银鱼之初到京者”，也要“照例进呈，与三月黄花鱼同”。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由洋人控制的近代海关开始形成，并快速发展起来，中国的关税主权不断丧失。崇文门税关在软弱腐败的清政府的卵翼下，加速了其衰落的进程。

民国成立后，崇文门税关直接隶属于财政部，并先后改称北京商税征收总局、京师税务监督公署、监督京师税务公署、北平税务监督公署。

崇文门税关也曾采取过一系列改革举措，对税务人员舞弊行为进行惩治，形成了一整套较为严密可行的税务法规，使得崇文门乃至整个北京地区此后的税务工作面貌有所更新。

但是，随着北京地区铁路和公路建设的发展，崇文门逐渐失去了原来都市咽喉的地位，它已不具备地理上优势，与此同时，其通关效率低下、克扣商民、勒索舞弊等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方式变得更加隐蔽。

在列强对中国税务命脉控制权的觊觎下和现代海关的冲击下，民国时期的崇文门税关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不再重要，与明清时期相比是一落千丈，最终迎来了被裁撤的命运。

1930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电令：永远废止五外常关（通商口岸五十里内归海关管理者为“五内常关”，五十里外不归海关管理者为“五外常关”）。

电令下达后，包括北平税务监督公署在内的全国内地税关，一律同时撤销。

至此，历经400多年的崇文门税关走向终结，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