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知的最早的纸币北宋“交子”的官印现场之一是成都净众寺
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诞生于北宋时期的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已得到古今中外学者和专家认可，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交子出自成都何处，人们却不甚了了。
初期的私交子系由富民各自印制，临时“书填贯文，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因无发行的准备金和一定的限额，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只能算是代表一定金属货币的代用券。这时的交子是如何制造的，制造地点在何处——至今尚未发现文献记载和实物可考。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北宋政府将交子收归政府官办，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界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为额，并拨付发行准备金。应该说，从这时候发行的官交子，才具有完全的货币职能，才是完整意义上的货币。
一、历史文献中隐藏着交子制造地点
关于交子的发行、管理及制造，旧题为元朝费著的《楮币谱》（载《全蜀艺文志》卷五十七）是我们今天研究世界第一种纸币——官交子的重要文献依据。《楮币谱》中有这样的记载：于是（戴）蒙又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引有两界，与官自抄纸，皆自蒙始。大观元年五月，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所铸印凡六：曰敕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蓝；曰红团，以朱。六印皆饰以花纹，红团、背印则以故事。监官一员，元丰元年增一员；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二人，杂役一十二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1163年），始。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绍熙五年（1194年），始创抄纸场于寺之旁，遣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杂役三十人。
从这段文字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l、《楮币谱》（谢元鲁先生考为南宋人作品）是宋人围绕交子的发行、制造和管理而著述的。
2、移寓城西净众寺的官员，不是管理抄纸场。“始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是隆兴元年（1163年）的事情。绍熙五年（1194年），“始创抄纸场于寺之旁”。“始特置官一员莅之”这件事，早于“始创抄纸场于寺之旁”31年，可见“特置官一员莅之”的目的不是管理抄纸场。
3、特置官员的基本职责是防止弊端出现。因为最初“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这才有了“特置官一员莅之”，并“移寓城西净众寺”的事情出现。
4、防止弊端出现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印制过程。在纸的管理上，由于“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于是（戴）蒙又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这说明过去用的纸不是官方制造的，而是来自于民间；而“始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则是注重对印制过程的管理，以杜绝私自多印的弊端。
5、对于印制过程，只有全方位的管理才不会出现弊端。全方位的管理须得吃、住都在印制的现场才有可能。“寓”为高级官员的住所。特置官员“移寓城西净众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对印制过程的全方位管理。
6、净众寺应当是北宋官交子的印制现场。净众寺印制交子最迟起于隆兴元年。这以前在什么地方印，从《楮币谱》等文献资料中查不到相关的记载。因此，目前暂时只能将净众寺作为官交子的诞生地。另据詹星先生等考，宋代净众寺（即清代万佛寺）在今成都通锦桥附近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所在地。
二、交子制造之所以选择在“城西净众寺”的理由
1、从五代到清代，成都西北面均是政府的政治管理中心
从五代到宋代的地方官署均设在成都城内西北隅。据文献记载，至隋代筑广子城南西二隅之后，县治又移在隋城西北隅，故《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曰：“成都县（署）……自秦汉至国初以来，前后移徙十余度，所理不离郡郭。”足见仅在城中屡迁，未尝移至城外。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宋代官署住寓的变迁是这样记载的：宋初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吕余庆知军府（成都府），以孟蜀策勋府为治所，地址在宫城近侧。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顺据有州城，在战争中，后蜀宫殿化为灰烬，所谓策勋府当在其中。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张（言永）知益州（成都府已降为益州），始就孟氏文明厅为设厅，王氏西楼为后楼，重修公宇，作为成都府治。成都县署宋代仍在武担山南方之扬雄宅（今青龙街）附近，……即今青龙街后之署前街。
2、净众寺造交于与该地严密的军事防御分不开
成都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河水由西北流向东南，四周众多溪流汇入了府河和南河。除西北面外，宽大的府、南河给成都的防御增添了一道天然屏障，军事上易守难攻。西北面虽然有溪流纵横，但都是小溪流，必须靠加强军事力量来防守。从宋以前的几次因政权嬗替而攻取成都来看，均是从西北面打进的。《宋史-雷有终传》就记载了真宗咸平三年成都被宋军占领的经过。因此，成都西北面的军事防守历来被官方重视。
从《宋史》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成都西北面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区，必须驻有大量军队；而将国家最重要的交子制造机构亦设在这里，则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借助军事力量）。
3、净众寺在唐宋时期已掌握有相当高的印刷技术
净众寺在唐宋时期特别兴旺，既是成都西郊名胜之地，又是唐宋成都绘画名家荟萃地。同时，净众寺也是中国宋代佛教文化荟萃地，《中国佛教史——宋朝佛教文化事业》记载：“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令高品张从信去四川益州开刻大藏经，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木雕藏经……这不仅有助于佛教传布，也大大丰富了我国的木版雕刻艺术。”（成都地方史志也有其记载。）
这部大藏经出自益州何处？民国14年的《崇庆县志》作了如下记载：“先是宋祖敕造大藏经板刊于益部。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工蒇（chan）藏板净因寺，即今之万福也。王于是发帑刷印，牙签缥帙，一匝一函，装潢精致，骇人心目……”
文中提到的净因寺就是宋代的净众寺，万福指清代的万佛寺。中国第一部木雕藏经之所以选由益州制造，是与唐宋时期这里的造纸、雕刻、印刷技术特别发达分不开的。这说明当时净众寺掌握了相当高的印刷技术。因此，在净众寺造交子当与此有密切联系。
4、宋代净众寺地理位置处于城区
《成都城坊古迹考》载：“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孟知祥于罗城外增筑羊马城以西为外郭。……由罗城西南之浣花溪上绕至西北之九里堤，转向东南，至今迎恩桥（今为百花潭沿一环路西、北外围绕九里堤至游泳池）。”
宋代的成都城不同于明清时期。宋代的成都城市由罗城和羊马城组成，明清时代的成都城市主要是罗城；而净众寺坐落在羊马城，与罗城西北毗邻，所处位置既靠近官署，又属于城市中心地带；加之羊马城在王、盂时代是苑囿之区，宋代又为成都西 北面的重要军事防御区，区内较城区其他地区比较，居住人口稀少，故而在这里造交子是比较安全的。
5、净众寺造交子更方便官府的管理和保护
作为造交子的重要机构，当被官府纳入严加保护之列；其设立地点亦自当纳入官府的管理和控制之中，交通则当畅通无阻。
宋代的成都由罗城和羊马城组成，官署在罗城的西北面；而净众寺坐落在靠近罗城西北面的羊马城。虽然两城之间有高大的城墙相隔，但由于罗城西北面另有两道门，往来就方便了。
第一条通道是洛阳门，《全蜀艺文志》卷三十三李新《后溪记》载：“回内江（李冰内江）水自洛阳门至大东郭，俱汇于合水尾。”文中的洛阳门在宋、元罗城西北，在清远门（大西门）以北。
第二条通道是章城门，《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载：“读书台县北一里，在章城门路西，今为乘烟观。”文中的读书台指的是汉代文学家扬雄住宅，这里也是宋代的官府。县北一里为章城门。按照方位和距离测算，章城门位置应是今天的成都军区后门，地处武担山以北偏西。
有了这两条便捷通道，就方便了官府的控制和保护。
6、在佛门印制交子，较其他地区安全
在寺庙印制交子，可以较大限度控制闲杂人员。因为不是僧人的生面孔出现在净众寺很快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以较大限度地限制闲杂人员出入，在管理闲杂人员方面多了一层制约。一般而言，佛门弟子较其他人员纯洁一些；同时，佛门自有管理僧众的相关办法。因此，在佛门印制交子。较其他地方更安全。
7、宋代锦院设在府治之东，交子制造选址不应离官府太远
四川地区是宋代丝织品的重要产地，也是向朝廷交纳、进贡锦绮等高级丝织品的主要地区。由于蜀中是全国锦绮等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为了保证每年向朝廷上贡更好更多的丝织品，官署直接进行了管理。《蜀锦谱》（载《全蜀艺文志》卷五十六）这样写到：“宋朝岁输上供等锦帛，转运司给其费，而府掌其事。元丰六年，吕汲公大防始建锦院于府治之东，募军匠五百人织造，置官以莅之。创楼于前，以为集藏待发之所，榜曰：‘锦官。”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时任知成都府的吕大防于元丰六年（1083年）设立锦院，锦院招军匠五百余人，把上贡锦绮由民间机户织造改为官办锦院织造。地点之所以选在府治之东，最主要原因是为加强管理。从锦院设置地点分析，交子务这一重要官办机构的设置地点也应该在府治附近，选在净众寺一带制造交子就在情理之中了。
8、净众寺地区的自然环境，为在该地区制造交子提供了条件
四川大学原历史系教授成恩元认为，制造交子最重要的是纸张，其制作方法是用楮树皮浸泡在石灰水中多天，使楮树皮软化，再用清水浸泡和漂白，经过碾压成为造纸纸浆。由于纸浆加工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进水和污水排放，加之造出的纸又需要大面积的场地晾晒，造纸作坊就必须选在有天然来水和宽敞的地方修建。而净众寺周围林木葱郁，有溪水环绕，取水及排污都很方便，恰好符合这些条件。
关于宋代净众寺的水源流向情况，有关文献是这样记载的：“内江故道考之古籍，可探索者，当推成都西北之縻枣堰。其水南流，由西城外之净众寺前（见《高僧传-无相传》），经罗城西阊门（位置相当于今之老西门）外斜向南流。”（《成都城坊古迹考》）这说明该地区自然环境适合制造纸张，而纸张又是制造纸币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交子制造地选在净众寺是合理的、科学的。
作者：罗天云 邓中殊， 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成都市草市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