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是世界首部对道藏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是《道藏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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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藏》是道教经籍的总集,两晋以后,把道教经籍的目录及收书合称为“藏”,即道藏。

明朝所编的《正统道藏》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道藏》,共计5485多卷。

陈国符先生(1914—2000)是现代《道藏》研究的开拓者,是中国通读5000多卷道藏的第一人。由其撰著的《道藏源流考》早已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经典著作和世界名著。

《道藏源流考》,陈国符著,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是学人研究道藏的第一梯航,是一部享誉国际的学术经典。本书初版于1949年,对三洞四辅经的渊源和传授、历代道书目及道藏的纂修与镂板进行了考述,附有《引用传记提要》、《道藏札记》。1963年出版增订版,除了对上述内容有所增补外,又增入《道乐考略稿》、《南北朝天师道考稿》、《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诸附录。

陈国符先生在晚年仍孜孜于《道藏》研究,并留下许多宝贵遗稿。

胡孚琛研究员自1982年受教于陈国符先生并亲见陈师对《道藏源流考》的修订,在陈先生仙逝后又受其家人委托,与李显光先生合作完成了《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的整理工作,新书由中华书局于2014年11月,陈国符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出版。

此次新修订版,改正了原版上的一些错字,并根据陈国符教授在原书上的批示,补加了数百条新内容,对未及考据的疑点都尽量给出了确定的答案,又增加了陈国符教授《北宋玉音法事吟(线)谱考稿》和《明清道教音乐考稿》这两篇研究道教音乐的文章。

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孚琛先生在2014年11月《正统道藏》新版出版之际,写下了如下纪念文章

先师陈国符教授和先师王明研究员都是中国道教学研究领域的拓荒者,特别是陈国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是学术界第一部研究《道藏》的世界名著,他被日本学者称为全世界研究《道藏》的“第一人者”,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

1992年12月间我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和根特大学讲学时,遇到从法国赶来的施博尔教授,他请我到一家中餐馆进餐并称他和我有同门师兄弟之谊,我惊异地问他此话从何说起?施博尔教授说他曾拜陈国符教授为师,详谈了他和陈国符老师的交往,并说他曾买了一付拐杖亲自送给师母。

我久仰施博尔教授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研究道教文化的权威,得知他如此敬重陈国符老师的学术声誉,我随即邀他作《中华道教大辞典》的学术顾问,施博尔教授欣然应允。这些年来,几乎全世界的道教学者都密切注视着陈国符老师的学术研究动向。

1979年,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在瑞士苏黎世召开,首次邀请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

在经过漫长的“文革”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临,道教文化的研究终于在中国大陆解禁。

第一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是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发起的,于1968年在意大利北部的贝拉焦(Bellagio)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于1972年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这两次国际会议都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1979年9月3日至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研究员和天津大学的陈国符教授代表中国大陆出席了第三次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而当时中国大陆自20世纪40年代就锲而不舍地专门研究道教文化的学者也只有王明教授和陈国符教授两位了。

陈国符先生1914年11月30日(农历十月十四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市的书香门第,常熟古称虞山,自古名人显宦辈出,其父陈熙成是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的老学者,其母吴静贞乃江阴名媛,其姐陈树仪、陈树仁、陈树德亦为留学欧美的博士。

陈国符先生少年时代秉承家教,初就读于颇负盛名的南菁中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

此后陈国符先生曾就读于上海中山医学院,继之又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7年获工学学士学位,随即飘洋渡海,至德国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工业大学化学系留学,在著名纤维素化学权威耶姆(G. Jayme)教授指导下主修纤维素化学。

造纸是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一,曾推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然而近代中国的造纸术却落后了。

1942年,陈国符先生和同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的李国豪先生是首批得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陈国符先生首先将作为造纸术基础理论的纤维素化学引入中国,填补了国内这门学科的空白。

1942年,陈国符先生受聘为国内西南联大化工系副教授,年仅28岁,开设工业化学、造纸与人造丝、化学德文等课程,结识了先师杨石先教授。

杨石先老师生于1897年,比陈国符老师年长17岁。杨石先教授早年先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是我国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一代名师。

在西南联大期间,杨石先教授任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当时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城外西南郊区的迤西会馆,理学院在城的北门外,两个学院之间无交通工具,步行去上课很费时间,教授们不愿去,仅派助教去上课。

杨石先教授见状亲自去工学院授课,大家见系主任以身作则,因之教授们都去接班。后来杨石先教授又被推举为西南联大教务长,和陈国符教授交往日深。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迁回北平和天津,陈国符教授先是在南京任资源委员会纸业组技正,曾随钱昌照等人赴台湾接收日本留下的造纸厂。

1947年又因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马大猷教授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陈国符先生辞去南京的职务,回常熟家中与本邑女子孙曼华完婚后1948年携妻北上,到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陈国符教授调任天津大学化工系创建造纸专业,在国内首开纤维素化学课程,并在天津大学建立起一个纤维素化学教学与科研中心。当时杨石先教授任南开大学校长,全国化学会理事长等要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校园相邻相通,杨石先教授也多次帮助陈国符教授。例如陈国符教授的一些论著多由先师杨石先校长推荐出版,“文革”期间陈国符教授一度被迫调入天津轻工业学院,也是杨石先教授出面帮他重回天津大学的。

陈国符老师对《道藏》的研究开始甚早,还在浙江大学化工系读书期间,他在《科学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读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戴维斯(Tenny L. Davis)介绍中国炼丹术的论文,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将其译成中文,刊登在1936年《化学》杂志上,从此和《道藏》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陈国符老师在德国达城大学留学期间,竟与美国的戴维斯教授相遇,戴维斯教授给他350元美金,请陈国符老师将《道藏》中的《丹经要诀》译成英文,从此二人书信往还,共同步入道教文化研究领域。1942年到西南联大任教之后,陈国符老师遂开始通读全部《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集资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当时陈国符老师半周时间在西南联大工学院授课,半周时间去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阅读《道藏》。

《道藏》全书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影印本都1120册。陈国符老师每日晨6时至晚11时,除午睡及就餐外,倾力研读,历时年馀,终于通读全藏,积稿盈尺,初步厘清了《道藏》三洞四辅之脉络。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罗常培教授见陈国符老师日夜研读《道藏》,初以为其意在从中搜寻外丹黄白术资料,及经询谈,方知他致力于《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赞赏,提出修改意见,尽力促成此书的出版,并为之作序。

罗常培教授在学术上宗承章太炎和王国维以考据学为主的治学特色,而陈国符在南菁中学读书期间就曾广泛阅读有清一代国学大师的著作,尤其推崇王国维的学问。

据其《简明自传》云:“先父喜购书,家中藏书不少。我自幼喜欢博览诸书,经、史、子、集无所不读,至1942年我的知识范围已包括文史、戏曲、金石、营造学等。1942年春,在昆明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始得见如此卷帙浩繁之《道藏》”,“《道藏》实为未开垦之广大的学术新园地,即决心研究《道藏》”。1943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陈国符老师又花数年时间反复修改,续加补苴。

1946年陈国符老师任职南京期间,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学图书馆翻阅全国地方志,又到国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翻阅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亲赴龙虎山、茅山、当涂、武进、吴县调查收集资料,补入《道藏源流考》。

《道藏源流考》经罗常培推荐自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海内外学人为之轰动,《道藏》之研究遂得一入门钥匙。

在天津大学任教期间,陈国符教授继续对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宫观、道派、医药、人物传记深入研究,1963年又出增订版,在海内外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

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亦给陈国符老师阅览《道藏》提供便利,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亦在学问上和陈国符教授多有切磋。《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对《道藏》经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陈国符教授对《道藏》研究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替代的。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称陈国符教授是“道教炼丹术与早期化学的阐明者”,“是道教文献与炼丹史的权威”。在1972年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上,大会主持人指着主席台感慨地说:“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给中国大陆学者陈国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预会”。

“文革”结束后,陈国符教授不仅于1979年参加了瑞士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道教学研究会议,还出访了欧洲,1983年又赴澳大利亚讲学,1985年他去香港参加道教法事音乐研讨会,一位美国教授对他说:“你是中国的国宝。”许多与会者说:“没有《道藏源流考》,我们就无法进入道教王国。”

后来他又对中国古老神秘的炼丹术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研究了《外丹黄白经诀》,进行了词意考和用音韵学考据出经诀的写作年代,发现了一些《本草纲目》中未见记载的中草药和许多无机药物,特别是中国很早就发现和利用了锌,这些研究成果都被收入他的另一部名著《道藏源流续考》中。直到他2000年8月20日逝世,国际道教文化学术领域的学者们一直把他仰为泰山北斗,密切关注着他这一学科带头人的研究动向。

我于1964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深得恩师杨石先教授之赏识,“文革”期间毕业后分配到地方的医药卫生部门和化工技术部门工作,杨石先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1979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中山大学副校长黄友谋教授读研究生,结识了黄友谋老师的密友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周易参同契》丹道法诀之传,遂触发我对《周易参同契》这本书的研究兴趣。

1982春,我从广州出发持黄友谋老师和杨石先老师的信拜访了南京医学院的曹元宇教授和北京的袁翰青教授,又来到天津南开大学杨石先老师的家中。杨石先老师向我介绍了陈国符教授的学术研究情况,称赞他是学术界文理 兼通的奇才,说由陈国符教授指导我研究《道藏》,将来必有成就,遂吩咐他的长子杨启勋兄带我到天津大学六村一号楼三门201室拜见陈国符教授。

陈国符先生在家中接待了我,客厅的茶几和沙发上摆满《道藏》经书,他还带有纤维素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正在编写讲义。陈国符教授说他很忙,一般不接待来访也不招收道教方面的学生,这次因杨石先教授的情份破例赐教,要求我每天晚饭后到他家听他讲一个小时的课。

我于1982年3月在南开大学芝琴楼招待所住了16天,月底才顺便回故乡吴桥探亲,连告别共有14日受教于陈国符老师。陈国符老师讲述了他个人研究《道藏》的历史和治学方法,要我先从阅读王国维的著作中去寻找治学之路,以考据学为根基研读《道藏》原典,要做他的学生就必须狠下心来通读5485卷全部《道藏》。陈国符老师自幼文理兼修,学无不窥,对全部《道藏》已翻阅多遍,熟烂于胸,在治学方法上私淑王国维先生。

我年轻时本自视甚高,从小学到大学甚得老师宠爱,在治学上很少遇到对手,这次见到学贯中西兼通数门外语的陈国符教授,自愧不如,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陈国符老师说:“杨校长能看中你不容易,说明你必有过人的特长。人一生要成就一门学问,光聪明是不够的,还要刻苦,锲而不舍,敢行人所不堪行者,就是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心血和劳动”,这句话使我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

陈国符教授把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每次讲课后都把当天应看的书和资料叫我带回来,那时他正修订自己的《道藏源流考》,书上有许多改笔,还有没出版的《道藏源流续考》书稿和论文,都嘱我复印后细细阅读。那是一段十分紧张疲于奔命的日子,我每夜读到凌晨,白天到图书馆读书并将重要资料一律复印下来,中午稍睡片刻以便晚上精力充沛地听课,他的小女儿不时在一旁伺候父亲并默默听讲。

陈国符老师这些书稿后来编成《道藏源流续考》由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出版,他对原《道藏源流考》1963年增订版重新修改的稿本也嘱我帮他查资料整理。

当年我毕业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遂按陈国符教授的指导终于写成《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发表在山东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6期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明研究员读到此文后,给《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询问我的情况,当得知这篇论文出自一个理工科学者之手很惊异,特别是知道陈国符教授曾指导我研究《道藏》更为赞赏,遂来信邀我报考他的1984级博士研究生去北京深造。

钱学森教授也建议我改行研究道教,以便破解内丹学之秘,为人体科学作出贡献。在征得杨石先老师同意后,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级博士研究生,兹后追随导师王明老师八年,成长为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

这期间和陈国符教授续有交往,特别是1993年我收到陈国符老师一张贺年卡,邀我如有便到他家谈论学术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是陈国符老师十四天的师生之谊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也给我的学术之路带来辉煌,他确实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恩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我遵照陈国符老师的教诲,花三年时间通读了全部《道藏》,此后我又花费三年的时间邀全国学界同仁共同编成《中华道教大辞典》,并承担了萧克将军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志》中的《道教志》。

同时我还遵照钱学森老师的嘱托深入全国民间山林访求“三家四派”丹道法决和佛教密宗修法,历时30年终于在2009年9月钱学森老师生前出版了《丹道法诀十二讲》三卷本,2013年12月又出版了《丹道法诀十二讲》的八卷珍藏本,该书计132.7万字,定价6300元,由广州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发行。

再就是花费25年苦读《大藏经》和密宗法本,并于1998年亲自实修且于2012年辟谷320天同时辟水8天,获得了一些修持体验。这其中诸多挫折和甘苦皆非常人所堪承受,然而我时时记住陈国符老师的话,这都是按照陈国符老师的教诲身体力行的。

陈国符老师仙逝后,陈师之哲嗣陈启新先生将整理出版陈国符先生遗著和重新修订《道藏源流考》的任务委托给我并送来四麻袋陈国符老师生前留下的资料。

我随即邀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冯宝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经过几度寒暑,我已经完成了《道藏源流考》上册的整理,原计划2006年底完工出版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

然而没想到我在2006年春由同仁医院皮肤科专家庄逢康主任医师诊断患了“基底细胞癌”,后经肿瘤医院确诊,当时我只给自己预留了一年的存活期。

由于钱学森老师也不断派秘书来催问《丹道法诀十二讲》的写作进度,我只得把《道藏源流考》的整理工作停了下来。直到2009年9月才出版了《丹道法诀十二讲》三卷本,随之我因疲劳过度和精神刺激被天坛医院和同仁医院有关专家会诊为“特发性震颤”,手端不住碗,握不住筷子和笔,几成废人矣。

好在此前台湾学者李显光先生正在写作《混元仙派研究》,我建议他认真学习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由此入门突破学术难关。几年后李显光先生对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情有独钟,摸清了陈国符写作《道藏源流考》的规律,并具备了考据学的功力。

2007年李显光的大著《混元仙派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为此书写了《序言》。

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修订工程涉及化学、音乐、医药学、内丹修炼、斋醮科仪、历史学、文献学、地方志等多种学科,非熟读《道藏》者不能为,非有扎实的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考据学等小学功力者不能为。

此书由中华书局用繁体字出版,现在各大学和社会科学院的青年学者已很少人有能力整理此书了。

我邀请李显光先生将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以台湾的繁体版输入电脑,没想到李显光先生竟欣然答应,他把此工程当做自己学习《道藏》增长功力的机会,几年功夫李显光先生不但将全书输入电脑,而且认真校对了八遍。

我和李显光先生再次相聚,发现他的学力水平已非止一般,俨然一大学者,已令人刮目相看了!这时我所患“特发性震颤”的病幸遇上海针灸高手左常波大夫、广州医学院邓铁涛大夫、南通良春医院朱良春大夫三位国医大师亲自诊治,基本痊愈。

更可喜的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道藏源流考》的整理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给予资助,遂确定和李显光先生共同承担了此书的整理。

今年是陈国符老师的百年诞辰,我和李显光先生已将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整理完毕,中华书局将在陈国符教授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隆重举行此书的首发式。

海内外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几乎每一个人都曾从陈国符老师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但他一生在国内却没招收过研究《道藏》的学生,仅有我算是他的学术传人,再就是朱越利先生和他颇有交往。我虽受教仅14天,但陈国符先生指导我写出的那篇《中国科学史上的周易参同契》一文却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为自己没能回报师恩而惭愧。

但愿《道藏源流考》的新修订版早日在中华书局问世,以慰陈国符老师的在天之灵,并通过此书使海内外学人广沐陈国符先生之教泽。

值此陈国符老师百年诞辰之际,仅以此文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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