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次规模化“下广催花”始于1973年

牡丹是我国十大名花，原产我国西北高原。自殷周先民驯养，到秦代，关中已成为栽培之乡。汉唐时长安春赏牡丹已成定俗。相传牡丹因不媚俗，被武则天怒贬东部，从此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栽种成风。

随着牡丹东移，明清时山东曹州（今山东荷泽市曹县）一带栽种更盛，成为牡丹种植中心。

到今天，已形成西安、洛阳、荷泽三点一线的中原牡丹花带。

牡丹比较娇贵，爱冷怕热，喜欢北风，怕吹东南风。它在老家时，十月休眠，直到翌年三四月复苏，四五月才开花。过去，江南不种牡丹，现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扬州等地均大量栽培。唯有岭南地区由于高温多湿不易种植，每年春节都由山东运到广州，利用当地的温暖条件露地催花，至春节前夕开花出售。

我国牡丹春节催花，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一书，其中有：“常有不时之花，然皆藏土窑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时即有牡丹花。”可见牡丹春节催花始于1200多年的唐代。

广州人有个习俗，每逢春节家家总要摆上几盆花，而曹州牡丹被奉为上品，象征着富贵吉祥、平安如意。所以，到广州催花卖牡丹成为曹州花农的生财之道，在曹州当地称为“下广”。

进入民国以后，牡丹下广催花一度持续兴盛态势。民国初期，每年下广催花的植株数量达到七八万株。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下广催花近于停滞。即便偶有出现，数量极少，质量也较差。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牡丹春节催花逐渐发展起来，并呈迅猛发展态势。

1973年，受广东省土产进出口公司之邀，菏泽市赵楼村委托曾有下广催花经验的79岁花技师高鹏程，带800株‘胡红’牡丹种苗下广催花，并于当年获得成功，大部分出口香港，经济效益显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花卉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在广州的春节花市上，牡丹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且售价很高。受市场影响和当地政府引导，以菏泽市赵楼村为中心的周围几十个村庄的农民，在自家责任田里大量种植牡丹，使菏泽牡丹的栽培面积迅速扩大，适合催花的植株数量迅速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下广催花自然成为花农们发家致富的首选之路。

1980年至1990年，在牡丹花技师的影响和带动下，到广州催花的个体花农人数逐年增多，催花技术逐渐被花农掌握、发展和提高。

1990年至2000年，特别是1995年以后，每年下广催花的植株数量都在30万株以上，花农人数达1000余人。

为了使牡丹在广州每年的迎春花市上盛开，花农特意打乱牡丹的休眠期；吹东南风时，日以继夜地给它洒水；吹东风时则不洒，以防叶芽发霉变黑。

经过两个多月的特殊照料，牡丹就会从休眠中苏醒过来，春节期间在广州笑靥迎春，但这种催花方法听上去很是残酷。

几位荷泽催花的农民师傅2013年春节前夕接受采访时告诉了读者他们的经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广东年宵花市场上，菏泽牡丹年年冠艳群芳，但花农却换了一茬又一茬。据菏泽老花农赵守文回忆，从清朝嘉庆年间，赵楼村就有花农“下广”。从道光时期至民国，“下广”的花农越来越多。在当时的菏泽，不仅赵楼，赵王李、邓庄、王梨庄、琵李、高庄等村的花农也纷纷“下广”。

广州人爱花，他们称牡丹为“富贵花”，“大胡红”被他们称为“大富红”或“大火红”。每年春节，广州家家户户都要摆花，如果家里没有几盆牡丹，他们就认为新的一年里做生意不红火，财源不旺盛。

据老花农赵守先回忆，那时候“下广”没有汽车、火车，交通不便。花农都是用輷车子（独轮木车的一种）将牡丹推到济南的泺口码头，然后装上运送货物的“平头摆”木帆船，沿黄河到达天津港。从那儿再换上海船，沿海岸线到达珠江入海口，再沿珠江逆流而上到达广州。

新中国成立后，原赵楼牡丹园组织花农于1973年第一次“下广”催花。1980年后，改革开放的号角首先吹到广州，他们的腰包率先鼓了起来，牡丹成了高档的年宵花，供不应求。菏泽花农下广人数开始逐年增多，催花牡丹从“文革”期间的千株左右猛增到20多万株。

“从广州到珠海，公路两边的花场，一个接一个，用‘连阡接陌’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有20余年“下广”经历的赵孝知说。
　　
数代传承育“真经”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虽然经过无数花农的摸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下广”催花技术依然不过关，最突出的问题是成花率低。1973年，原赵楼牡丹园组织花农“下广”时，平均每盆牡丹有2.7个含苞待放的花蕾。

1974年至1976年，菏泽年年都有花农“下广”，但由于人员经常变动，催花经验没有得到系统总结，成花率低，叶片小，花期不稳定。1977年，赵孝知、高勤喜、赵孝庆和赵建修等人带着1000株牡丹南下催花。经过认真观察总结，计算出“胡红”需要有效积温470至490度，银红巧对和肉芙蓉需要440度至460度。他们通过草苫遮荫或塑料薄膜增温等方法调整花期，使得催花牡丹在春节期间应时开放。

花期解决了，但叶片过小的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采访中，赵孝知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菏泽催花牡丹在广州上市，一位前来买花的女士说：“看见你们的牡丹就想哭，花开得这么漂亮，可是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太可怜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位女士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赵孝知的心。“俗话说‘红花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我决心攻破叶片小的难关。”赵孝知说。

仔细分析叶片过小的原因后，赵孝知结合先人的“下广”经验，采用多种方法打破牡丹的休眠周期，促其快速萌生新根，增加吸水吸肥能力。结果初试成功，催花牡丹的叶片与大田牡丹基本相似，成花率也提高了一倍，花朵更丰满、更鲜艳。

1989年农历腊月廿六，催花牡丹含苞待放，原菏泽市科委主持，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了“菏泽牡丹在广东催花研究”课题鉴定会。赵孝知结合“下广”催花经验，做了有关催花牡丹的报告，得到专家的一致认可。后来，菏泽“下广”催花研究课题，获得全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经过多年来的经验积累，菏泽目前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反季节催花经验，使“花随人意应时开”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菏泽催花牡丹也“红遍”全国。
　　
“下广”路漫漫，有苦也有甜
　　
“下广”催花就像赌博，这是记者采访中多次听到的一句话。

历史上，不少菏泽花农因“下广”催花赚得盆满钵溢。“一亩地才三块大洋，而在广州一朵牡丹花就能卖一块大洋，一本万利的生意！”说起民国以前的广州催花牡丹价格，老花农赵守珠回忆说。

据老花农赵岩松回忆，不少花农赶上好年景，赚钱多的时候，从广州回来时怕在路上被抢，就和同乡把赚来的元宝、银锞子、银元凑在一起，雇佣广州的镖局护送。也有胆子大的花农，把银元缝在夹袄里，由于太重，往往蹲下就站不起来。

有赚就有赔，这是社会发展的铁律。据赵岩松回忆，解放前，赔钱的花农时常卖地还账，还有的为“下广”催花而倾家荡产。“下广”催花如同看天吃饭，时常要靠运气。于是不少花农常常寄希望于“花神”。

据牡丹区牡丹办事处原赵楼村老支书赵永臣回忆，他10多岁时，每年到原牡丹乡芦堌堆村花神殿看戏。花神殿的桌子上摆着贡品，点着从广州带来的、手指粗细的高香和茶杯粗细的蜡烛，下广挣钱回来的花农，跪在花神前磕头许愿，祈求来年有个好收成。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性。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菏泽“下广”催花的花农也品尝过苦乐相伴的“果子”。据赵孝知回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菏泽“下广”催花的花农较少，不少花农曾发家致富。“1993年，一个花蕾卖到80多块钱，我当时栽种的1000多盆催花牡丹赚了40多万元。”赵孝知至今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尽管那时候赚的钱是属于赵楼村集体的。

2000年后，“下广”的花农逐渐增多，催花牡丹的数量增加到20多万株。广州花市上，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价格连年下滑。“有的花农以100元三四盆的价格甩卖，造成催花牡丹‘烂市’。”赵孝知惋惜地说，“有的年份，多达六七成的花农折本而归。”

采访中，57岁（2013年）的花农赵孝海给记者讲了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2012年，菏泽开发区岳程办事处三名陈姓花农，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催花，由于技术和天气原因，花开得不理想，最后4000株催花牡丹只能拼成190多盆，其余全部扔掉了。“9月份开始提货备苗，过了春节才能回来，一家人吃苦受累不说，如果最后血本无归，真让人接受不了。”赵孝海感慨地说。

“整天把心提在喉咙眼，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回来后都黑瘦黑瘦的。难怪大家都说‘下广不养人’。”赵孝知苦笑着说，由于环境陌生，加上南方雨量大，“下广”催花的花农们整天提心吊胆，个中滋味只有花农自己知道。

尝遍“下广”催花的酸甜苦辣，广大花农自发地对催花牡丹市场进行调节。据介绍，2013年荷泽市“下广”催花牡丹数量约10万株，与2012年相比有所减少。

“2009年有二十五六万株，2010年是十七八万株，2011年在12万株左右。”

赵孝知介绍，近年来，菏泽南下催花的牡丹数量逐渐递减，相应地带来了利润的提升。据了解，赶上好年景，目前1000株催花牡丹的净利润能达到两三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