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投资越南，对越南人来说未必是好事儿。
越南人的富豪要不然多住的是欧美式的现代化洋房，街拍过去，你以为是美国东部或欧洲的一条街道。
要不然富人多住在高档商品楼的小区。
但人家的那高档小区可普遍比中国大陆的洋气、大方和舒服。
人家的那就象是先盖好一个公园，然后再盖房子。
中国式的是先盖房子，然后才弄点假树假山什么的。
中国的小区也不准外人进。
越南的小区一般是没有大门和保安的，楼宇可以有锁，但小区干吗要锁上呢？人人都可以去公园玩的呀，公园里有游乐场，网球场等，然后有些人刚好是住在公园旁边和里面这样的感受。
中国的那些房子就像坐牢一样。小区大门锁着，外面的人也不准进。里面空旷和宁静，整齐但没有格调。反正中国人也不喜欢享受生活或对享受生活的理解方式不同。但是越南人不是，越南人有很丰富的夜生活，出门的小区就是公园，就能放烟花，听音乐喷泉，天天都可以像过节。
国外，人家赚钱就是为了今晚上可以唱歌跳舞。
中国人是自认赚够了钱，刚好今天有时间或放长假去公园玩一下吧。
生活理念的不同，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
也带来城市建设、建筑风格的不同。
一想到李嘉诚建的房子，就象中国那些大城市，都学香港，建那么高的楼，然后小区大门上锁，所谓的小区变成了一个个豪华监狱。在上海封城这段时间，想必有些人对我把中国的所谓高档小区一样看作监狱的话会有多点认同。
真的害怕资本祸害越南。
去这些未发达国家，真的很有感触。
别像中国人一样一天瞎吹什么现代化，其实在很多尚未被全球化浸润的地方，人家一样有洋房和自己舒服现代的一面，因为小国国家的人民都喜欢出国，知道自己小，所以世界那么大，都想去看看，心胸和向外学习的心态也很开阔。
当这些看完世界的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会带来各种外来的文化。
也许有的人不崇尚美国，但可能从芬兰或塞尔维亚获得了灵感。
所以人家一样有现代化，只是不是中国人理解的那种一定要摩天大楼一座又一座才叫作摩登。
中国现在城市建筑好多奇形怪状，完全不能称作美或享受。
和普通人关系也不大。
但是到一些尚未被现在一些全球化污染的地方，人家那里一样有富豪、一样有享受、一样有与众不同。
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是高不可攀的。
并不一定需要李嘉诚或其他一些在这几十年全球化中赚的盆满钵满的那些资本家所认为的高楼大厦和香港式繁华。
越南人是有自己的土地的。人家喜欢盖个有天台的法式小楼，一家人享受不一定有多富足但是有情趣的生活。
干吗要给人家推销那种香港贫民窟式的石屎森林里的鸽子笼呢？
不知道李嘉诚投资越南是不是要投资房地产。
越南是个很可爱的地方，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好按着自己的节奏在飞快地改变着，但是大量资本的涌入有时候却不一定是好事啦，真的不希望她被太多丑陋却自以为美的东西污染。
中国之前连流调都没有
中国抗疫表面上都是学台湾的，让我真的怀疑中国根本就没有合格的大学教育。什么MPA一大堆，真的公卫危机、重大社会管理需要时根本两眼一摸黑。
刚开始有疫情的时候，武汉根本不知道怎么做，那些做法都是反人类的。
然后美国做的明显被中国嘲弄，说是因为美国没有那么严格的戴口罩和限制人员流动政策，所以才死那么多人的。
中国一律一刀切，只会封城焊门、禁足抓人。
后来台湾去年先有的疫情，台湾在疫情初期是广泛展开流调。
连流调一个词都是从台湾学的。在此之前，中国连这个词都没有在媒体上出现过。
台湾因为媒体有报道是怎么追踪染疫市民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轨迹展开流行病学调查的，中国才开始学的，出了什么流调中最辛苦的人什么的励志可怜人故事，如果没有台湾先向世界展示出如果要封城或清零，必须流调先行，能跟踪得了全部原始病例，才能取得去年台湾阻击疫情的成功，中国的所谓抗疫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因为美国没搞这种盯人式流调，美国对待疫情不是把人关起来而控制病毒的模式，美国对抗疫情也不是“一定要抓出和盯住原始染疫者”的中台式歧视病患模式。
去年台湾也是封过城的或者有隔离宾馆的。
中国也学。
但是今年台湾是比中国后爆发疫情的。
中国从别人那里偷学，但是不知道继续怎么偷学，让他们学美国他们不干，因为他们最痛恨美国式的自由。
但是又不能让台湾到时候又控制出疫情而自己被打脸，所以一定要清零。
但是台湾这次决定或者不得不要与病毒共存了，不一定要清零了。
中国在那里偷看台湾，发现台湾居然要共存，才准备适当放松一下，否则，所有的封控区的家庭门全部都要焊起来了，真的反人类。
所以中国的大学到底有没有培养出公共卫生危机的重大处理应急机制？
边偷边学，最后发展到搞集中营最成功，还是希特勒的那套最管用。
所有他们要学的东西最后都变成了法西制集权享受和屠杀分配式模式。
CCP占山为王，做土匪打家劫舍起家的。
学习什么是人权，什么是正常人类的社会管理，对于他们的基因来说，可能是太难了。但怎么管人抓人杀人那倒是手到擒来。
他们所有愿意从外边学来的东西最后都变成了黑帮排好座次吃果果。主席变成皇帝， 抗疫变成虐杀。
这是基因和宿命。
四川大屠杀
根据曹树基先生的《中国人口史（明代卷）》统计，四川人口有735万，其中包括四川行都司（今四川凉山自治州）等周边少数民族地区80万人口，播州（今贵州遵义）55万人口。
由于这两个地方处于云贵川交界处，远离明末四川战乱区，故不纳入明末四川人口大灭绝统计区域，四川人口以600万算。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基本统一中国，结束乱世，清朝进行了第一次户籍统计。
当时四川在籍人丁仅余1.6万户，此时清朝每户大约人均5人，四川剩余人口8万人。
当然，这只是统计在册的四川户籍人口。
柯建中先生在《四川通史》推测清初四川人口有76980人；
而曹树基先生的《中国人口史（明代卷）》则推测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川还有50万人，
李世平先生在《四川人口史》，推测顺治十八年，四川还有50万人。
50万和8万就是目前清初四川人口数量影响最大的两个说法。
就算以50万计，明末清初四川人口也从600万锐减至50万，人口减少率高达90%以上。
《明史》是中国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是官修正史，由清朝明史馆官修，张廷玉等主撰。
《明史》记载张献忠喜欢杀人，一日不杀人，就不开心。
《明史 张献忠传》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张献忠喜欢杀人，而且手段残忍。他发明了一个特殊的杀人方法，将活人剥皮，如果皮还没剥下来，受刑人死了，那么，就把行刑的人杀了，行刑的人抵命。
《明史 张献忠传》记载：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
在军中，大小将士，不是按实际的功劳来论功行赏，而是按照杀人的多少来定功劳的大小。一共杀了六万万男女。
《明史 张献忠传》记载：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这六万万是指四川共被杀掉600万。
六万万这个数字和文章开头人口历史学家的论证吻合，是指六百万。
有傻逼中国人说《明史》是满清政权组织撰写的，因此有抹黑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起义军领袖之嫌，这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洗他们的脑说的，因为毛泽东也自称为农民起义军，只不过用马列包装。
再看清代学者的民间著作：
据清人龙文彬《明会要》卷五十记载：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
这是官方户口中本上登记的，按照人口历史学家的研究，明末官方登记四川人口300万，算上黑户总共600万人口，但是清初再统计，仅剩下1万多户。
和之前《明史》的研究一致。
清代彭遵泗所写的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
如果清朝官修正史是诬陷了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那么清民间研究难道是为了得到清皇的打赏？
民国《温江县志》卷一记载：四川温江县在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仅存三十二户。经过这一次劫难，可以说如今没有几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
难道民国也是为了诬陷所谓的农民领袖？民间县志的记载四川基本绝户了是一种光宗耀祖的光荣？
大明亡国的第二年，1645年11月23日，同时也是张献忠攻占成都的第二年，作为张献忠军中的“天学国师”，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此时也在成都城中，对于即将到来的魔鬼时刻，张献忠非常得意，还下令将利类思安排到东门城楼，将安文思安排到南门城楼，观看他对20万成都百姓的超级大屠杀。
自从1640年进入四川到成都传教后，利类思此时已在成都待了五年，1644年明朝灭亡后，张献忠随后攻占成都，得益于张献忠的礼部尚书吴继善的推荐，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人得以被张献忠留用授官。
尽管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但利类思和安文思却整日活在恐怖战栗之中，因为：
“计其（张献忠）即位之初，在朝之官总计千人，离川时亦有七百，（张献忠）临死时仅得二十五人。皆因张献忠残暴，杀人众多，或令死于刀下，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揭去，或令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
“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又，张献忠不喜僧人，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
然而最残酷的，还是这场他们记忆中的成都大屠杀：
1645年11月23日，大屠杀开始了。
分别被张献忠安排在成都城东门和南门城楼“观赏”这场人间惨剧的利类思和安文思痛苦回忆说：
“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
当时，张献忠骑马从南门前往东门“欣赏”自己的这场“杰作”，安文思和利类思于是先后痛哭跪拜，恳求张献忠不要再滥杀无辜，但冷酷的张献忠完全不予理睬。
这场大屠杀从当天上午持续到傍晚，一直到日落西山，被迫目睹这场人间惨剧、痛哭流涕的安文思在崩溃之中，迷迷糊糊返回住处，一路上，他看到成都城内死尸狼籍、血流成河，有一些还没死的孩子甚至还在呻吟，于是这位传教士就一路为这些临死前的孩子们付圣洗，祈求他们的灵魂能够升入天国，安文思回忆说，他一路上共付洗了12名濒死的孩子。
从1644年9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到1647年1月张献忠死于四川西充凤凰山，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人一直跟随在张献忠左右，得以亲身经历了张献忠“屠蜀”的众多重要事件，一直到张献忠死后，两人辗转逃离，并用拉丁文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三百多年间，两人的回忆录一直只在西方入华的传教士间秘密流传，从无中国人知晓，一直到1917年，另外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古洛东最终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1918年，这本取名为《圣教入川记》的著作最终出版，中国人至此才得以从另外一个视角，获悉了张献忠屠蜀的部分一手原始文献。
张献忠在疯狂屠杀成都20万人之后，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说：
“四川人民未知天命，为天所弃……今遣我为天子，剿灭此民，以惩其违天之罪。”
在向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解释自己为何疯狂屠戮川人时，张献忠俨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并从原罪论的角度出发，表示自己要“替天行道”。
明末清初时人沈荀蔚在《蜀难叙略》中记载道：
“逆（张献忠）尝向天诅（咒）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
加尔文所说暴君是上帝设立的、对百姓罪恶的报应。
张献忠自己就是这意思，意思就是他看不上四川人，替天行道，杀光杀净为好。
其杀掉600万四川人。基本杀光了。
张献忠为什么要将四川人杀之一空？有个荒诞不羁的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四川人过于奢靡淫逸，因而上天降怒，让张献忠杀尽四川平民。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都是在白罗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香艳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经过，路上行人都注视着绣裙上的文字。
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的花蕾，并放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个小孔，每走一步，足底就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张献忠对女子的残害至深：
假如在攻城的时候遇到激烈的抵抗，张献忠就让所掳掠的妇女赤身裸体向城上辱骂。
掳来的妇女，凡是有姿色的都被轮奸得奄奄一息，然后割下首级，将尸首倒埋进土中。女人的下体朝上，据他们认为可以压制炮火。
除了在一种情况下妇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张献忠的士兵一进入百姓家，家里的妇女装出十分情愿的样子主动与士兵相迎。因此张献忠的士兵经过的地方，妇女不得不首先迎出来，自己脱衣供他们侮弄，这样才有机会救一家人的性命。
而且张献忠对付妇女还有特别的办法，他使用“骑木驴”的酷刑用来对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将该女子吊起来，使其阴部对准一根直立的木杆，然后割断绳子使该女子坠落下来，木杆遂从女子的阴部穿进，再从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惊骇之极，只好纷纷主动献身，比娼女还像娼女。
张献忠每攻陷一城，所掳掠的妇女必须由他先挑选出几个姿色美艳的轮流伴宿。这些美女们上半身穿着艳装，下半身赤裸什么也不穿。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张献忠淫兴勃发，立刻命这些美女横倒在地，进行奸污。等到他玩腻了的时候，便将它们洗剥干净杀死，蒸着或煮着吃。有时他等不及这些美女煮熟了，就带着血大嚼起来。
穿着暴露、过于妖艳不应该是招致强奸或屠杀的受害者原罪论吧？
风流淫荡的索多玛蛾摩拉，上帝降下了怒火。
人民的不敬虔而招致了暴君的罪恶吗？一个杀人如麻的暴君能假以上天之名而屠戮殆尽吗？
四川当年确实是富足、丰沃、风流而雅致的，但当年的四川人都已经被屠杀光了。
清末《成都通览》曾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四川大屠杀，中国人很多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