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无法改变的大海渴望排山倒海的外力

我希望由西方文明改造中国人。
最好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省来改。老师不用这么累。
而且还必须主要由西方人领导实施这改造。
因为迄今为止我发现最了解中国人的是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外国人。
哪怕中国人具有自我反省的意识,他们也缺乏将反省总结出来的组织能力和系统化的写作能力,最后往往沦于或长期地耽搁于不雅的脏话或骂战。
中国人的反省既不爱反复严谨或宽广地考究源头,也不致力于解决方案的寻找和创新,在原地不断重复“牲人”、“丑陋的中国人”这些词或理论,但真要教中国人,你得说出哪里不好,要怎么改不是。要是批评的人懂,批评的人就要说出细的。
但批评者很少说出怎么个牲人法,也提不出改进的建议。
光在那喊,中国人要觉醒。中国人想醒也不知道怎么醒。
很多时候,给中国人身边放个闹钟,每天早晨7点打铃,他就养成了醒的习惯。
我只是比喻。
我很少见中国所谓的读书人真的能改造人,他们既说不出细节,更谈不出方法。子弹和大刀能改造人。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弱得不行。
但是看1890年外国人出版的图书,对中国人的评价,那真是非常到位和准确。
外国传教士全书中没有一个刺耳的脏话,也比较客观,说出中国人的性格。
让我暗暗赞许:真了解我们中国人。
通读全书,也没有发现外国人怀着对中国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恨,人家可以非常客观地描述出事例和具体的例证,而不是在那里咬牙切齿,甚至让我体会到对我们中国人深沉的基督情怀和关爱。
只有爱,才会让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几十年,去真正了解中国人,也不是一棒子打死:中国有多牲。
但是他们能很准确地了解中国人,也使中国人从他们的了解中了解到自己。
比如他们说中国人顺而不从。主人让仆人出去买鱼,他会满口顺从话,然后自作主张地买回鸭子。外国人会无可奈何,而我们中国人把仆人往好处想就是因为仆人认为夏天应该吃鸭肉更好;把他往坏处想就是故意让人不舒服。对中国主子,中国仆人一般不怎么敢悖逆的。
呵呵,凡是有过中国下属的中国管理者,都会发现充满了这样的“顺而不从”的中国人。
因为他们觉得比你聪明,你如此年轻或女流之辈当上他的领导能指挥他不过是运气好或长得好而已。
外国人并没有咒骂中国人,而是描述这样的事例和中国人的个性,中国人一看就明白。
于是中国人才会反思,以后想领导中国人的也才知道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
如果无法了解中国人,就无法处理和教化中国人。
那些咒骂中国人的经常想听听他们说出个子卯寅丑来,怎么个牲法,但是很少能得到不断增长见识的具体、细节、分析和策略,终以牲人一句咒骂而了结了。

比如许多中式批评者也说某组织和中国人是不能分开的,某组织就是中国人的选择,想听听他们的论据,说了半天,也不见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读书人谈出什么论据来。
但是我在外国人对中国的各种研究中找到了出处。
李约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
他对朱嘉理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分析可以找来读,非常严谨周正。
还有美国传教士也以神学哲学的思辨力分析朱嘉的理学,他认为那实际上就是彻底的无神论。
也就是说因为以朱嘉为代表的所谓”新儒学“用唯物主义重新解释了中国古代的儒学。这种宋代开始的唯物观思想早已经影响了中国七、八个世纪,然后共产主义一来,才一拍即合。
这些都有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

共产主义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主要还是中国人知识分子的选择,不是某组织当时拿着刀枪逼人选的,他们最多当年在国民党的报纸搞点大外宣,但是怎么有了这么多拥护者?这不是光用一个不好听的词语“牲人”骂一下就完了。中国知识分子连自己怎么错的,错在哪里都不懂,更无法理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后来的磨难不就是对自己选择的实际应用吗,不就是一种活该吗?不知道自己有错有罪,怎么悔改,但能让中国人认识到自己错的,很多都得来源于外国人的教化和点拨。

我很少能看到中国人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及自己的来龙去脉,但在外国人朴素而诚实的关照中,居然把我们中国人了解和总结得很好。而外国人的描写最终也没有归结于绝望和抛弃,而让中国人既看到了出处,又看到了出路。

这么多西方人对中国抱着基督教导和怜爱的情怀,对中国既透彻了解又悲天悯人:中国人不缺智慧,中国人缺乏和需要补上的是品格和良知。

外国人在19世纪对中国人描述里有着对现今中国所有问题的映照和答案,我们一样能看到当时的中国人就和现在一样碰瓷、欺诈、占小便宜、愚蠢等等,因为中国人一直都没变。

所以我希望西方文明能帮助中国人找回良知。

引用西方文明对此的评价:中国必须开化,要想完成这个工程,恐怕一千年都不够用,除非有外来动力的支援。不借助“外力”而试图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难以驾驭的海水和海风是难以促成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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