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粮票时代最后终结于1994年

1950年，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党和人民政府对粮食进行计划供应。1953年，粮食问题被正式提上议程。

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向中央建议采用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方案，以解决粮食购销问题。该方案名称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当时，陈云提出这个想法是很不容易的。他曾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他强调，粮食不足的我国较长时期的一个基本状况，因此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乱的局面必然越严重，形势也就越被动。

在这背景下，1953年，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1955年9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名义制定的1955年版的全国通用粮票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使用，粮票和购粮证作为“第一票”进入了新中国的票证历史舞台，中国自此拉开了长达约40年的“票证经济”帷幕。

泱泱“票证大国”

1961年10月起，全国各省、市、县先后实行了按工资比例发放日用工业品购货券：购货证的规定，把50余种商品列入凭券供应范围。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服装和日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到1965年，除粮、布、棉、油、糖、烟等十几种重要票证外：其余票证已逐渐消失。但十年“文革”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导致了商品的紧缺。商品越是紧缺，票证发行量就越大，而其间发行票证的数量更是空前。

粮票退出历史舞台从深圳开始

1980年，中共中央 决定把粮油议购议销作为统购统销的补充，于是市场上又出现了一个时尚的新名词—“议价粮”。所谓议价粮，就是在百姓定量内执行平价，超出部分允许不用粮票以高于平价的价格购得。与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不同的是，议价粮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实际上就是“一种粮食两种价”。

随着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渐渐发生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家家户户的粮票基本都有所盈余。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半公开地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在地下市场受到追捧。在当时的北京，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一度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

变化最初发生在深圳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在设立初期，也是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但随着大量建筑工人和外来人员涌入深圳，粮食定量开始变得不足。外来人口没有深圳的粮票，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

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问题。消息传出后，曾有深圳市民提出，“取消粮票后要是有人拼命买粮食怎么办？”深圳市领导也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下令粮食部门多储备一些粮食，取消粮票，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围地区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和研究其他对策。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票后，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深圳经验影响了全国。此后，由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

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就此谢幕。到了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