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武艺体系里排第一位是射艺

射箭作为一种体育运动，最早盛行于我国3000多年前的殷周时代。

据史料记载，当时比赛仪式相当隆重。

考古发现，中国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发明了弓箭。

中国人很早就视射箭为一门重要的学问，称之为“射艺”或“射学”。几千年来，在中国的“武文化”体系里，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的武艺体系里，射学从来都占在第一位，它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领头项目。

最早从事射艺史研究的是著名民族体育史家唐豪先生。

建国前，唐豪就曾在《中国武艺图籍考》一文中，对中国古代的射箭图书进行了文献学的研究，实际上成为这门学问的奠基之作。

建国后，在1958年6月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唐豪发表了《受我国影响的日本古代骑射》一文，就我国清初康、雍时期，日本聘请中国射师赴日，借以学习中国射箭技术与制作工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已知解放后体育界对于中国古代射箭最早的论文之一。
同年8月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五辑中，由朱方东执笔的《我国古代射箭概述》一文，又从我国古代弓箭的发明、发展与六艺教育为起点，对我国古代射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认为“在我国古代文献上，把射箭列为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射箭实质上是我国古代的体育运动。”文章的后面还对我国古代的一些射书进行了介绍。

随后的十年当中，体育界对于中国传统射箭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虽然不时有小块文章刊出，但学术性与研究价值都是不高。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又在学术界寻觅到中国民族射箭的踪影。

1979年《体育丛刊》第1期，张炳坤写了《古代的射箭》一文，简单介绍了中国古代“射月子”、“射网”、“射香火”、“射花篮”等与射箭相关的活动。同年《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张元撰写的《从周代的射箭活动看体育的社会性》一文，以有关史料为依据，论述了在我国周代已经非常普及的射箭活动，并由此而得出“体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它本身没有阶级性；体育和体育观是两个不同概念。而体育的社会性是体育向前发展的基础。”同年的《民族团结》第5期上，刊出了题为《锡伯族的神箭手》的短文，介绍了锡伯族——这个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射箭传统。

80年代开始，体育界对于传统射箭的研究的论文数量逐渐上升。

1981年的《青海社会科学》第4期上，赵世昌的《简谈乐都南山地区民间射箭活动》一文，就当地的回族、汉族与土族之间的传统射箭活动进行了考察。作者注意到了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射箭活动，这对于研究射箭活动在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具有一定价值。
1982年《体育世界》第6期刊登了黄剑华的《中国古代军事体育活动——射柳》，就我国古代的射柳活动的源流等，做了简单介绍，并着重介绍了清代的射柳活动。

而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体育）》第6期上收载了《云南日报》的一篇短文，简要介绍了我国藏族的射箭节。
1986年《精武》第6期上有艾茹的《弩》一文，对中国古代弩机的历史、种类，及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做了一些介绍。
1987年《中华武术》第3期载杨绍虞《弩兵西传始末探》一文，文章提出弩最早由中国人发明，并在中国的秦汉时期通过战争、通商等多种途径向外传播，很可能再由中亚、西亚传去欧洲，但所论缺乏有力证据，特别是文献和考古资料。

1987年《人民画报》第7期的“少数民族体育连载”栏目，对云南的怒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的弩射活动做了介绍。同年十月的《贵州民族研究》刊登了吴志平撰写的《传统体育“射弩”刍议》一文，比较全面的对弩射的源流、发展、特点等进行了阐述。
北京体育学院的谷世权于《体育文史》1995年第1期和1996年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试论欧阳修之<九射格>》及《关于中国古代射箭文化的几点新探》。1999年的《考古与文物》第2期上，刊载了崔乐泉《从汉画看汉代的射箭活动》一文。谷世权和崔乐泉的文章在同类文章中显得学术含量相对要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50年代以前唐豪研究的接续和发展。

2000年的《北京纪事》第7期刊载了短文《弓弩竞技加游戏》，介绍了我国第一个猎人体育俱乐部的成立。
2002年第5期《体育文化导刊》上刊载了张承媛《古代射箭活动中的德育教育》一文，是专门探讨古代“射以观德”理论的一篇较好的文章。
2002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6期载杨万友《藏族跑马射箭起源新考》一文，提出藏族跑马射箭起源于古代吐蕃的奴隶社会，发展于吐蕃王朝以武力扩张领土的一系列战争中，并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的爆发，并于九世纪中期传入民间，后演变成为藏族在节日期间举行的跑马射箭表演及比赛活动。
2003年的《中国民族》第6期，载徐玉良、方征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经典大观——射弩》，对我国多个少数民族的射弩活动进行了综合介绍，但大都比较简单，缺乏比较研究。

体育学界对于中国射箭史的研究，还散见于中国体育史的多种专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