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解决世界粮食短缺国的首选农业技术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2007年4月29日，美国科学院，新当选院士的就职典礼。

在介绍袁隆平院士的当选理由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说得很简单：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这就够了。

中国推广的奇迹

所有的国际奖项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杂交水稻首先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

这正是袁隆平研究的出发点。而这个课题从一开始就暗合了国内最大的需求——民以食为天。这正是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刚刚启动科研的袁隆平还能及时得到保护并不断获得科研经费和技术协作的根本原因。

在1970年，试验还处于低谷时候，一次全省的农业会议上，湖南省领导把他请到主席台上就座，并跟他说，周恩来总理很关心……当1975年制种技术突破的时候，又批了800万斤粮食和800万元经费，支持“千军万马下海南”。

“当时政府很着急，每年面积数都是几何倍数增长，这个推广速度是空前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处处长廖伏明说，1976年才仅仅大面积推广二百来万亩，但是到1991年就2亿6千万亩，仅仅15年之内，全国就有54%的稻田面积都种的是杂交水稻。

“在没有杂交稻前，我家乡一亩地产六百斤谷子，已经是高产了。种上杂交稻后，随随便便就是八九百斤，甚至超过一千，两季稻加起来超过两千斤的吨粮田也不稀奇，……每个人头上至少多收400斤，”2007年年初，一位网民在“天涯社区”上发表的《水稻的回忆》一度成为热帖，“因为有了杂交稻，从我记事开始，整个大队几乎没有挨饿的人家。”

这或许能说明为什么1981年，政治环境一旦稳定，国家科委和农委就立即给袁隆平颁发了全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奖章。

杂交稻国际路线图

199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聘请袁隆平为首席顾问，将推广杂交水稻列为解决世界上粮食短缺国家的首选技术。

然而在此之前，杂交稻种子已在民间悄悄流到了一些邻近国家。

1980年代开始，地理条件几乎和中国相同的越南凭祥一带农村，已通过边贸悄悄种植起了杂交水稻。袁隆平最早的助手、研究员尹华奇，1992年到越南给48个县轮流办培训班时，就惊讶地发现，早在1980年代，越南就翻译出版了袁隆平的第一本书《中国杂交水稻》。

据越南呈递给FAO的一份报告称，1993年越南种植杂交水稻4万多公顷，在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就增产稻谷1亿公斤。增产效果是如此明显，仅仅5年时间，越南就从稻米进口国一跃成为亚洲仅次于泰国的第二大出口国。

在非洲，试验效果最好是在几内亚，设在总统农场旁边的科巴农场已经成为当地一个高产现代化农场，每公顷最高单产达9.23吨。每年总统回农场度假，都会戴着宽大的遮阳帽过来这边看看。研究员彭既明笑说，他们农场的车都享受特别待遇，挂的是几内亚政府的车牌。

杂交水稻实际上最早是在美国试种。1979年5月，农业部种子公司就曾经送给美国圆环种子公司3个品种共1.5公斤杂交稻种，在加利福尼亚试验田试种，结果效果比美国的良种水稻增产33%-93%。随后，杂交稻技术就作为我国第一项农业专利技术转让给了美国。

“制种需要很多人力，美国都是大农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才4%，哪里有那么多人去拿着竹竿赶花粉啊？”袁隆平的同事周承恕1996年到美国去指导技术的时候，发现国内的制种经验在美国几乎派不上用场。他想了一系列将制种技术“机械化”和本地化的办法，其中最绝的一招就是用直升飞机低空飞翔，掀起稻浪，来“赶花粉”，“我们就站在稻田里面指挥飞机，高了慢了掀不起浪，低了快了又要把水稻掀倒，要反复试验那个高度和速度。”

2005年，当他再去美国的时候，当地一个农场主很开心地请他参观停机坪上的40多架飞机。这时候美国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已经超过7万公顷，据当地人估算，几个水稻种植州在2008年将有1/3的水稻面积种植杂交稻。

“水稻外交家”

最怕应酬的袁隆平却似乎成了“水稻外交家”。

在1982到1986年，袁隆平几乎每年都要跑菲律宾一到三趟。2007年1月16日，袁隆平随温家宝总理出席中菲农业合作情况交流会时，已是他第30次到菲律宾，第5次见总统阿罗约。有一次在北部山区一个名叫“碧瑶”的总统行宫，袁隆平风趣地跟总统说，杂交水稻到菲律宾，是四百年前菲律宾的番薯良种被华侨引至中国，解决当时民生的一个“回报”。

在1992年之后，以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身份，袁隆平经常在印度、越南、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穿梭一般指导讲学。

就是在袁隆平近似于外交官员一样马不停蹄的奔跑中，2005年，湖南省政府和杂交水稻外教中心、袁隆平高科技公司共同向外交部提出了“杂交水稻外交”的思路。

外交部对此表示赞同。当年10月19日上午，袁隆平在第四期大使参赞学习班上作了有关杂交水稻的报告。2007年3月12日，袁隆平又向来访的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提出建议，希望在湖南建立杂交水稻国际援助研发中心，加快杂交水稻的国际发展步伐。

袁隆平：像野稻一样自在

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颗粒像玉米一样大，他和助手们走累了，就在稻子下面聊天乘凉——袁隆平经常跟人说起他曾经做过两次的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处偏远的湖南安江农校里，一个“自由散漫”的年轻老师远离了各种政治运动，一头扎进科研，像一株野生稻般自由生长，最终长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2007年5月，在一个重要的记者见面会上，袁隆平的秘书给他精心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一个很美好的比喻，“人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没想到，等到讲话时，他把讲稿摊开，又反面压了，放到了一边，然后，抠了抠脑袋，说，“这样郑重其事地夸奖我，我觉得一点都不自在。”

其实，秘书一点都没有说错，只不过，这颗种子实在不一样。

“掉”在了湖南农村

在19岁以前，袁隆平一直跟随父母辗转漂流。从北平到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湖北汉口，1937年战乱爆发，一家人又逃难到了重庆，然后汉口，然后南京。

1949年8月，19岁的袁隆平高中毕业，他决定离开南京，回重庆去读农学院。

学农的原因很简单。还在读一年级时，老师曾带他们参观了汉口郊外一个私人园艺场。都好多年了，他始终惦记着，“里面的桃子红红的，葡萄一串串的，花也开得特别好。”

而重庆8年，有他最优哉游哉的少年。每每有空袭警报拉响，学校一散，他就跑到嘉陵江去游泳。“家里5个兄弟姐妹，父亲喜欢老大，母亲喜欢老幺，成绩最好是老四，我这个老二就落在了空档里。”

到了西南农学院，他更是过得自在，期间只有一次辉煌：救过一个人。他编的考分歌谣在班上流传：“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

1953年8月毕业，全班同学都被分到了全国各地，最远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就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外的安江农校。

这一呆，就是16年。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年轻老师上的课让学生喜欢。“他上课上得好，下课还跟学生玩，”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他不讲究那么多，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就擦。”

哪个理论有道理

1958年，按照大学所学的苏联专家的无性杂交和环境影响理论，他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

袁隆平因此出席了1960年在湖南武冈县（今湖南省邵阳市武冈市）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

就在这一年，在各地争相放出“马铃薯亩产8000公斤”、“水稻单季亩产1500公斤”等等“卫星”后，人们开始过“粮食关”。学校老师供应的定量减少很多，周边农民开始吃草根、树叶和“观音土”。在小小的安江镇上，袁隆平亲眼看到倒伏在街边的两具枯瘦的尸体。

家庭成分本来不好的袁隆平很少参加学校的政治学习，能躲就躲，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有次去农村上夜校，他讲红薯高产，听的人少，别的老师讲水稻高产，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农民跟他说，“红薯是杂粮，是稻米的搭头，吃了不经饿，‘以粮为纲’，是要大米。”

他后来私下跟一个要好的老师说，“没有吃的太痛苦了，我是学农的，要多搞点科研，等红薯嫁接成功了，就搞水稻高产。”

不幸的是，他的“月光花红薯”试验很短命。第二年，种子长出来，红薯又变小了。

1962年，他在学校图书馆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

“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袁隆平后来跟他的学生们提起这事，就爱说，“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

这年暑假，他自费赶到北京，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

他的英文功底一直就好——母亲曾是教会学校的高中生，他也在教会学校汉口博学中学直接上过外籍老师一年半的课。呆在农科院的图书馆里，他看了一大堆外文资料和学报。才知道，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

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试验逃过劫难

1960年7月，袁隆平曾经在学校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鹤立鸡群，穗大粒大。但是，第二年，“大水稻”的种子播下去，结果，高的高，矮的矮，产量都很低。

但是，这株天然杂交稻启发了他：用人工杂交的办法，可以培植高产的杂交稻。

勾腰驼背埋在稻田里的袁隆平，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稻株。

在60个瓦钵里面倒腾了两年，培育成功“雄性不育系”后，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的院刊《科学通报》上，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是中科院《科学通报》在“文化大革命”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恰好给国家科委九局的一个领导看到了，就发函下来，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白专典型”袁隆平未能幸免，他的几十个“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被“彻底砸烂”，捡回来的几兜秧苗就悄悄藏在学校后面的臭水沟里。

就在要被抓进“牛棚”的时候，工作组却从学校档案里面找到了那封公函。

袁隆平因此化险为夷，反倒成了保护对象。更令他惊讶的是，省科委还将“水稻雄性不育”列入科研课题，拨给他科研经费600元，两名“社队来社队去”的学生也被同意留校当他的助手。

但秧苗却再次被毁。1968年5月的一天，试验田被人踩得稀烂，秧苗被拔光。从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又捡回了5根半埋着的秧苗。

让助手尹华奇感到惊讶的是，袁隆平继续干活，丝毫没有追究是谁干的，“他是那种摔摔打打都不记痛的”。

等到第二年6月，他又被派往100公里外的溆浦县低庄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两个月后，因为两个助手写信向上面反映，引起省科委和农业厅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科研协作组，才把他调往长沙工作。

开放的科研

从这年10月，袁隆平他们开始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去南繁。

1970年元月2日，他们在元江县农技站遇上了峨山县7.6级地震，150公里外的元江，震级也在5级以上。

但元江的试验却不成功。脑子灵活的袁隆平意识到，所有杂交试验的材料都是栽培稻品种，亲缘关系太近，所以某些遗传特质会下降，应该换成用野生稻。

遍寻资料，他发现海南的野生稻资源最多，所以，1970年秋天，几个人的科研小组又到了海南岛崖县的南红农场。

这时候刚好《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评论，后来袁隆平得意地说，“在外面搞科研，成了‘逍遥派’，两头都不管。”

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上了袁隆平的课，就意识到农场附近的“假禾”，很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野生稻。它们一大丛匍匐着，穗粒又小又少，一碰就掉，看起来就像野草。他约了袁老师的助手李必湖一起去辨认，然后挖回了一兜雄花异常、花药细瘦没开裂的稻穗。

这株被取名“野败”的野生稻后来成了所有杂交稻的母本。

1971年初，国家科委和农业部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协作组。3月下旬，全国18个科研单位的一百多名农业科技人员都来到了南红农场。

此时“野败”的杂交第一代正在抽穗，还没有人知道其科研价值，但袁隆平却毫无保留，把“野败”材料分送给大家做实验。

“他这个人做什么都很坦荡，最恨那种保守、自私的做法，”湖南农学院教师罗孝和也是1970年才进入这个科研小组的，他发现，袁隆平从来不搞“山头”，“只要表现出对课题感兴趣，他就欢迎，给外单位的讲课也一点都不保留”。

人多力量大，很快，在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次回交转育后，结果，湖南组和江西组、福建组都培育出了几个优良的不育系和保持系。

1974年，袁隆平育成中国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经试验种植，两季水稻产量都比常规水稻增产30%以上。

随后，他又设计了父本与母本分垄间种的栽培模式，还创造出用竹竿“赶花粉”的土办法，将种子产量从亩产5.5公斤提高到40公斤以上。

1976年是很特别的一年。稻田边的广播里，不时播出周恩来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等大事件。稻田里面，稀稀疏疏的杂交水稻却长出了粗壮饱满的颗粒。这年，全国大面积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全部在20%以上。

杂交稻面积开始急速推广，到1998年，全国有一半的稻田都在栽种杂交稻。

等到1981年6月，推了一个光溜溜的小平头的袁隆平上了北京，领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特等发明奖。

自在随意的老头

现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摆满了各种奖牌和证书。但老头子还是坚持在第一线做科研。每年一到冬天，他都要到三亚基地去。

有次他爬田埂，旁边人想扶他一把，被他一下挡开了，“你以为我老了啊，我蹿田埂比你年轻人还快当！”

2001年，《湘声报》记者到海南荔枝沟基地去采访，还听见他把雷洁琼的话拿出来念，“百岁笑嘻嘻，九十也不稀，八十多来兮，七十小弟弟，”然后又嘿嘿一笑说，“我71，是小弟弟。”

试验田和住地隔一段公路，原来都是骑自行车下田，那天，刚好新买的咖啡色小摩托车送到，他立马发动新摩托，然后笑嘻嘻地一溜烟走了。

晚上6点半回来，吃晚饭，爱吃花生米，7点半散步，8点和大家打麻将，输了钻桌子。后来，他腰杆扭伤了，就不打麻将了，改打气排球。

成名成家的袁隆平好像仍然喜欢自在随意的生活。

他偶尔出差逛街，看到便宜衣服，就先在自己身上比试一下，然后又在助手身上比试一下，买上一大堆，回来就人人都发一件。有次到香港中文大学去作报告，他就扎了条刚在街边用10元钱买的领带。

1998年，湖南一个事务所评定“袁隆平品牌”价值一千亿元，杨澜到海南去采访他：“您回家跟自己的太太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她有什么看法？”

结果，他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谈。”

他后来跟助手说，“我就是个过路财神。”

还在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给他1.5万美元奖金，他全部拿出来，设立了一个杂交水稻基金，专门奖励有成就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隆平高科”用他的名字上市的事情，他起初也不答应。“杂交水稻和股票完全是两码子事，我不懂，再说，袁隆平今天涨两分，明天跌两分，像啥子话哦？”后来是想到研究中心每年可以得到一笔固定的科研经费，才松了口。后来一忙，又把隆平高科的董事也辞了，只挂了名誉董事长。

即便现在，他这个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仍旧只分管科研，行政事务一概不理。

“他就是一门心思要搞科研。”1995年，出去制种卖的罗孝和被袁隆平喊回来，培育出了一个稳定的两系法杂交稻品种，比1973年的三系法杂交稻产量高出近10%。

紧接着，第二年，袁隆平又逢人就说，现在开始搞超级稻。

他经常跟人说起他曾经做过两次的梦：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颗粒像玉米一样大，他和助手们走累了，就在稻子下面聊天乘凉。

刚开始，周围人呵呵的笑，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满脑壳就惦记这个事情。

他把身边英语好的年轻助手都尽量送出国去深造，为的是他的第二个理想：要让杂交水稻推广出去，“造福全世界”。

他的助手廖伏明感慨说，“袁老师又有追求又能自在，是个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