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支系最多的少数民族是苗族
支系，用人类学、社会学术语称之，则为“亚族群”。在中国各民族中，苗族是内含“亚族群”最多的一个民族。亘古及今，包括今天职业从事苗族研究的绝大部分专家也没能理清苗族支系的确切数量和分布情况。
元朝以前，除了像朱辅那样曾在“五溪”地区作官，对苗族有所认识，把苗族与当时的瑶、僚、仡伶、仡佬等族作区分外，尚没有更多的人真正对苗族有深入的研究。人们还停留在把苗族当成在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与中原民族有别的“蛮夷”的笼统认识上，根本谈不上对苗族有切要的认识。自元朝在贵州设立宣慰司统治始，才开始对生活在那里的主要居民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有了较前笼统认识深入一步的认识。
苗、龙家、宋家、仡佬等文字首先成为区别不同民族或可能是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族称出现在元代官方的志书上。应该说，明代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是封建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加深认识和了解的一次契机，也是人们对苗族深入一步研究的契机，他们不得不研究生活在那里的“土著”居民。于是，《大明一统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寰宇通志》、《广志绎》等典籍留下的文字，说明明朝对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状况有了比以前更深一层的理解。已经认识到“境内苗夷，种类不一，习俗各异”。
如《大明一统志》记载，当时贵州宣慰司“所辖夷人，种类非一，曰罗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曾竹龙家，曰打牙仡佬，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姜苗，曰卖爷苗，习俗各异”。明代这种对苗族的认识、了解和记录，应说是开了以后苗族支系研究的先河。
明代郭子章是第一个把苗族支系与地理分布结合起来研究的人，他在《黔记》卷五十九《诸夷》中记载说“贵阳以东，苗为夥”，“贵阳以西，罗罗为夥”。这种记录为自他以后的人们也为今天我们研究苗族支系变迁状况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尽管书中记录的支系尚有众多谬误与疏漏。
明代虽然留给我们的典籍比较丰富，其对苗族支系的记载也较前代增加了许多，但是明代对当时苗族最大聚居的地区今湘西和黔东南没有真正深入进去。当时人们对苗族的了解仅限于或因战争涉及或因建制涉及到的地方。清代对苗族的记录与研究比起明代又进了一步。除了纵贯全省的《黔书》、《贵州通志》、《苗蛮图册》、《黔南识略》、《黔记》、《黔南职方纪略》外，还有许多州、府、县地方志作补充，这就使得我们获得支系研究的资料更广泛也更加丰富和更加准确。
据统计，元代记录的“苗”有5种，涉及的范围是当时贵州宣慰司辖地附近。明代记录的贵州“苗”有21种，涉及的范围是贵州全省，如果加之四川、湖南、广西、云南等省的记载，也不超出30种。清代记载的贵州“苗”的种类，当然不同的书数字不同，最多的是有 82种。
清代的研究可以说是奠定了苗族支系研究的资料基础。
民国时期因抗日战争大学内迁西南引发的对西南少数民族包括苗族在内的研究高潮，虽然延续史学、考据学方法同时借用了现代西方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成果空前丰硕，但对苗族支系研究几乎也只是清代研究的翻版和延续，没有实质性突破。这一工作留给了后来的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和历史、语言大调查。
历史上对苗族支系记载最为详细的是清代典籍。据统计，田雯《黔书》记有“苗”30种，爱必达《黔南识略》记有“苗”63种，罗绕曲《黔南职方纪略》记有“苗”52种，李宗 《黔记》记有“苗’82种，《苗蛮图册》有“苗”图82种。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陈鼎《续黔记》等已企图对苗族与其他民族进行区别分类，意欲把“苗”单列研究。如《黔南职方纪略》卷九《苗蛮》记载：“苗各以衣服别其种类，于是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花苗之别种，有喇巴苗；青苗之别种，有青头苗；红苗之别种，有红头苗；黑苗之别种，有高坡苗、山苗。”该书也将仡佬、倮罗等单列进行论述。这不能不说比过去把各民族统称为“苗”或当作苗族来论述、瞄写的作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说明对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研究队识得到了提高。但是，客观地讲，直到民国时期，这种把苗族与非苗族群体混淆的现象仍不断在文献中出现，这就加大了我们对苗族支系纵向理清的困难。
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大批人类学、社会学家随大学迁入贵州、四川、云南，自然给他们创造了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便利环境，可以这样说，几乎当代的中国人类学界有影响的学者都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过研究。其中对苗族研究比较系统，并留下有价值的论著的有名学者有吴泽霖、凌纯声、芮逸夫、陈国钧、刘锡蕃、罗荣宗、盛襄子、林名均以及苗族著名学者杨汉先、梁聚五、石启贵等。
民国时期对苗族研究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引经据典，也不单是对其服饰、习俗特征的寥寥描述，已经深入到苗族社会结构、婚姻家庭、语言、宗教、民俗、体质以及相关文化现象的层面。其中以吴泽霖、陈国钧主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书影响较大。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该书大量引用典籍的同时，主要运用了体质人类学、语言学方法对苗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的范围东自湖南湘西，西至云南弥勒、武定、昆明等处，几乎横贯了整个苗族居住区域，获得了宝贵的体质、语言和民俗方面的材料，对苗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当然，作者把当时西南几省的少数民族分为苗、倮(彝)、掸(傣)三个系统进行研究稍嫌笼统，但不能不说这种划分在文化特征上已经把握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
民国时期的学者在苗族与非苗族群体方面的类分研究做了有益的工作，取得了突破，基本上廓清了苗族主体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界限，为苗族的微观研究，也为苗族内部的亚族群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凌纯声《苗族的地理分布》一文中说：“贵州之苗据黔图说所载，共有八十二种，然其中异名同种者甚多，且黔之非汉民族，今日多通称为苗，故其中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别。所谓狭义之苗即真正的苗族。”他认为，“中国西南民族虽名目繁多，然大别之只可分为苗瑶、藏缅、泰掸三类”。最后他认为，“纯苗族之贵州省又分红苗、黑苗、青苗、白苗、花苗五种”。他在同篇文章中引自《永绥厅志》上记载的22种苗族族称，即“红苗”、“吴家苗”、“梁家苗”、“黑苗”、“爷头苗”、“洞崽苗”、“八寨苗”、“箐苗”、“清江黑苗”、“九股苗”、“黑山苗”、“车寨苗”、“黑脚苗”、“紫姜苗”、“青苗”、“西溪苗”、“白苗”、“平伐苗”、“花苗”、“东苗”、“杨保苗”和“侗苗”。他说：“上录二十二种不同名称之苗，大约归类，则红苗、吴家、梁家为红族，黑苗、爷头、洞崽、八寨、箐苗、清江黑、九股、黑山、八寨、紫姜为黑族，青苗、西溪为青族，白苗、平伐为白族，花苗、东苗为花族；杨保是否纯苗，现因材料缺乏，殊难断言。”他认为侗族属泰掸民族中的一种。凌纯声还认为云南、四川、广西和越南、老挝、泰国的苗族虽然其名称亦甚多，大多不外为“白苗”、“花苗”、“黑苗”、“青苗”这几种。似乎可以认为，在凌纯声先生的眼中，苗族的亚群体就是以服饰颜色划为这五种，其他是这群体的分支——次亚族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对苗族的研究侧重在历史、社会结构、语言和民族识别上。实际上，经过民族识别以后的苗族人民对统一的并多少具有政治含义的苗族族称产生了认同。虽然在研究文章中不时也出现过去的支系旧称，但毕竟支系的研究失去了意义。
直到1985年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全国苗族服装展览和编辑出版的《中国苗族服饰》画册，人们直面百余种不同款式不同风格的服饰时，仿佛突然想起了“百苗图”。于是，人们又把目光转向苗族不同的支系以及穿著这些不同服饰的群体的研究。翻开《中国苗族服饰》、《苗装》以及各种画册的前言和论著，都只说苗族服饰大约有130种以上，没有一个数字是确定的。近年来，作者不停地游历于苗乡山野，每一次总能见到新的、没见到过的服装品种。那么，苗族服装到底有多少种，他们与支系有何联系呢?回答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对苗族支系的源流作探讨十分必要。